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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文人与历史现实的关系，一言难以穷尽。儒家讲“入世”，知其不可为而为之。道家讲“逍遥游”，“绝圣弃智”。各有各的说道。“穷”与“达”，“逍遥”与“拯救”，在历史中轮回般地上演。“五四”那一代人，接受新的思想，如青年鲁迅，相信尼采的强力意志，又做摩罗诗力说。为的是从沉郁的历史中找到有光的缝隙，但他仍然不免于绝望，在魏碑古文间看到了自己的一身鬼气。中国的士人有逃逸的传统，或许是因为中国的历史过于惨烈，从来就没有太平的时代，有足够的时间来滋养个体和精神的成长。这逃逸最后也就成了一种文化的基因，构成了士大夫最重要的传统。汪曾祺的一生，与峻切的现代变革联系在一起，从1920年到1997年，一生横贯数个时代，他与历史，构成了不止于逃逸的复杂关联，孙郁特别注意到了他的“活法”： 反抗的路，在他看来不行，他天生就没有这样的胆量。完全被卷入洪流中，也不好，是违背自己的良知的。剩下的路，是儒家的所谓知其不可奈何而安之若命，如此而已。 左翼文人的激越和刚烈被他拒绝了，自由主义者的惆怅也被他扬弃了。他回到了“五四”之前的读书人的状态。这就有种古朴的意识，很中国，也很士大夫了。 汪曾祺的活法，是活在世俗里，而不超离世俗，因为他觉得，平和可以进入自由的天地。人只有宁静地沉到历史与人性的海里，才能够看到真的自我，何必去沾染血迹呢?(第137页) 何必去沾染血迹?这不免让人想到加缪式的哲学，他说，无论如何不可杀人，不可以神圣的名义杀人，也不可以激情杀人。汪曾祺经历的时代，是杀人作为日常并被景观化的时代。汪曾祺不敢杀人，甚至不愿去做“杀人”的看客。但他也没有鲁迅那样的勇气，去谴责那些杀人者和围观者。他寻找的是另外一条路，那就是如他的老师沈从文那样，去找爱与美的存在，去书写人性温存和质朴的东西。但很显然，“真的自我”无法通过简单的“逃逸”来完成。这是汪曾祺的矛盾，其实也是人类作为“此在”的局限，人只能是活在“历史”和“局势”中的人。汪曾祺只有通过不停地对话——无论是外在的对话还是内在的对话——才能真正找到那条安置命运的通路。在这其中，我特别有兴趣的是汪曾祺与赵树理之间的交集。孙郁敏感地意识到了汪曾祺与赵树理之间存在着重要的关联。通过《说说唱唱》这个杂志，汪曾祺与赵树理——一个身份来历、写作趣味与其完全异质的人——相遇了。 我以前读过北京师范大学赵勇教授的一篇文章《汪曾祺喜不喜欢赵树理》⑤，觉得有趣。这个疑问勾出了文学史的话题：汪曾祺除了承续沈从文和京派的传统，他的写作资源还有没有另类的所在?如果没有这种存在，作为“样板戏”最好的编剧的汪曾祺又是如何“横空出世”的?孙郁详细地阐述了这中间的微妙： 与赵树理共事，则打开了他审美的另一扇大门，他对这个土生土长的作家颇为佩服，在小说笔法、学识、为人方面，开悟很多。 赵树理乃民间智慧和传统文化的有趣的嫁接者，旧的读书人的毛病殊少，传统文化精妙的因素却在他身上延伸。赵树理这样的人物，在汪曾祺看来是一个奇迹，因为有泥土气，又有新的创新的理念，遂远离了士大夫的窠臼，一身新时代的气象。这在汪曾祺看来不妨是一种选择。在易代之际，有此气象者，唯老舍、赵树理两人而已。(第115页) 孙郁的这一判断极有价值。这不仅仅是回答了赵勇教授有趣的提问，也不仅仅是增加了对汪曾祺写作资源丰富性的理解。更重要的是，他在无意中解释了一个问题，在转折的时代，作家如何调整自己的姿态，通过新的对话来进行有创造力的写作。一个基本的事实是，在1949年以后，大部分在现代颇有建树的作家的写作都难以为继，这个名单可以列得很长：巴金、茅盾、郭沫若、沈从文、路翎、丁玲、曹禺等等。唯独老舍和赵树理却开辟了新的高峰，《茶馆》、《龙须沟》和《三里湾》成为新的经典，见证了一个并不贫瘠的文学时代。这其中的缘由何在?很明显，将创造力的丧失全部归因于政治上的禁忌和压迫，不但简单，也不符合事实。孙郁通过汪曾祺与赵树理提醒了我们，造就“新我”最有效的途径，不过是不屈不挠地与历史和时势进行对话。这对我们当下的许多写作，也有着可供借鉴的意义。 汪曾祺无法逃离他的历史。或者他其实也智慧地意识到了，怎么可能逃离呢?只有活在历史之中，并不停地与之对话，或许才是最好的出路吧。他与历史最戏剧性的遭遇大概就是参与“样板戏”的创作。一个对“革命”敬而远之，只想在时代的风暴中守护个我的本真的人，却被拖曳进时代最强大的漩涡中，成为重要的参与者与书写者，这是何等的反讽?孙郁注意到了汪曾祺暧昧的态度： 有过“革命经验”的汪曾祺，其心态就有点不同，他是欢迎改革的，觉得京剧要有点新样子。这正如文言文可以掺进去口语，渐成白话，这样的变化不是不可能；可是另外一方面，新式的京剧是怎样的形态，他并不知道。在新旧之间，他温和地倾向于前者，所有对后来的选择，也有不情愿中的情愿。(第142页) 孙郁相信这里面并没有太多政治的东西，也没有投机的成分，更多的是一个作家对于艺术探索的热情，我也觉得这可能是更本真的东西，对于汪曾祺来说，“对政治既不是老练，也不是圆滑”。唯独对于艺术，却有着敏锐的把握能力： 有趣的是，到了汪曾祺那里，血与火的激烈场景，在他的笔下却变得轻松好玩了。他必须按照党的标准来写自己的文章，一些地方的写作也有点战战兢兢，但其间也留下了自己的空间，比如在唱词的设计上，趣味性就强些。 《沙家浜》后来值得一看，大概和他残留的那点趣味有关，否则，作品必然还呆在八股的套路中。(第145页) 这是汪曾祺的悲剧还是一个时代的喜剧?汪曾祺或许也未曾将此太当一回事。可这却是时代的症候性所在。“那些最漂亮的革命作品，恰是一些不革命甚至远离革命的人写出来的。”孙郁认为，“这造成了一种悖谬”(第148页)。反讽和悖谬是有的，这是那个时代的一种底色。但是在另外一个层面上，却也是一种“张力”之所在。试想，如果汪曾祺就是一个晚明式的文人，在一片风轻云淡中说说自我的喜好和故乡的美食，那他还能成为今天我们热爱的汪曾祺吗? 历史无法假设。汪曾祺的魅力恰好就在这样一种历史的张力之中——革命时代的士大夫。因为有了革命，士大夫才不至于那么腐朽而失去生命的活力激情；也因为有了士大夫，革命才不至于那么残酷而失去人性的温暖敦厚。这是一个时代的两翼，构成了中国现代史中多姿的存在。沈从文如此，汪曾祺如此，而他的忘年之交孙郁又何尝不是如此? 现代以来的革命，自然有必然的逻辑。是社会矛盾与历史合力的结果。看秦汉以来的历史，我们似乎摆脱不了这样的巨变，那也是潮流所致。但回望那个血色的年代，我个人的经历中快乐殊少，总是蒙受着难以承受的痛苦，所以现在有谁歌颂“大跃进”和“文革”，我的内心总是不舒服的，那是因为自己做过奴隶。如果那样的革命是对的，我以为还是拒绝的好。(“后记”) 这是肺腑之言，既是个体的反思，也是历史的总结。孙郁通过汪曾祺，看到了革命的复杂性，他不仅仅是在研究汪曾祺，也是将自我的历史和经验投射其上，通过汪曾祺与历史进行对话。“闲录”的背后，是“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的深重。他试图重新启动与“古人对话的通道”，在历史虚无的地方找寻有价值的碎片，并抵抗鲁迅所谓的“革命，反革命，不革命。……革命，革革命，革革革命，革革……”(鲁迅《而已集?小杂感》)的可怕轮回。 这种轮回可以被克服或者超越吗?——孙郁不知道，我们也不知道。 不过，如果轮回中有汪曾祺、孙郁这一类人的存在，似乎也就不那么可怕了。 注释： ①孙郁：《另类存在与一种精神面对——阅读徐小斌》，载《当代文学研究》2012年第4期。 ②孙郁：《谈路遥》，《写作的叛徒》，海豚出版社2013年版。 ③钱振文：《“另类”姿态和“另类效应”——以汪曾祺小说〈受戒〉为中心》，载《当代作家评论》2006年第2期。 ④孙郁：《文体的隐秘》，载《当代作家评论》2001年第5期。 ⑤赵勇：《汪曾祺喜不喜欢赵树理》，载《当代作家评论》2007年第4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