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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五四文学创建主体大都在童年或少年时代有着丧父的人生经历，其父权有一个从在场到缺失的过程。父权的缺失，使得中国传统文化的代际传承出现了断裂，约束“子”的外在规范失却了效能。没有了父权的规训，也就意味着由父权所承载的规则、秩序失却了存在的根基。在父权缺失中，促成子权张扬并最终确立的，是晚清政府主导下的新式教育，以及嗣后科举制度的废除。父权的缺失，为这批“没有父亲的孩子”成长为中国传统文化的颠覆者，以及五四新文化和新文学的建构者提供了历史的机缘。当然，五四文学的发生是众多要素共同作用的结果。通过考察五四文学创建主体的父子关系，分析五四文学的发生与父权缺失有着怎样的内在关系，以及父权缺失对五四文学的发生究竟起了怎样的作用，可以发现五四文学发生的特殊规律。 【关 键 词】父权缺失/五四文学/陈独秀/鲁迅/胡适 【作者简介】李宗刚，山东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 在五四文学的发生过程中，父权缺失与五四文学的发生有着不容忽视的内在关联。但遗憾的是，这种关联还没有引起研究者足够的关注和深入的探讨。从五四文学创建主体的父子关系来考察五四文学的发生，便会发现，这些创建主体大都在童年或少年时代有着丧父的人生经历，其父权也有一个从在场到缺失的过程。那么，五四文学创建主体的早年丧父，是否造成了他们父权的缺失?父权缺失对文化的代际传承有着怎样的影响?这对他们成长为五四文学的创建主体有什么促进作用?所有这些问题，都需要我们通过对文化现象的梳理，揭示出五四文学发生的复杂机理，进而发掘出五四文学发生的特殊规律。 中国传统文化的代际传承主要是在家庭中由父亲规训来完成的。这一特殊的传承方式，使得父亲被赋予了更多的社会权力。那么，父权究竟是怎样的一种权力?父亲依恃着父权的支撑，在文化的传承过程中到底发挥了怎样的作用? 父权本质上是一种要求儿女服从其意志和规范的权力。对此，洛克曾经说过：“父亲通常还有另外一种权力，使他的儿女不得不对他服从；虽然这种权力他和别人都是同样具有的，但是由于这种权力的实施机会差不多总是出现在父亲们私人的家庭里……这就是人们通常所具有的把他们的财产给予他们最欢喜的人的权力。……父亲一般地有权根据这个或那个儿女的行为是否迎合他的意志和脾气而多给或少给。”①当然，洛克在这里所说的父权，更多地着眼于西方资本主义关系下的父子关系，注重的是对财产的处置权。而在中国传统社会中，父权不仅拥有处置财产的权力，而且还具有规训儿女人生道路的权力，尤其是依据“三从四德”等儒家规范，迫使儿女接受和皈依这套规范体系的权力。 在精神分析学理论中，“父亲”是一种文化符码，代表着权威、强者、传统以及历史等。“在儿童的心目中，父亲是威严的象征，他和理性、责任、能力、纪律、遵从、功利、刻苦、奋斗、冒险、秩序、权威等字眼连在一起。”②在中国传统社会中，父亲所承载的权力是对纲常名教的皈依和担当，其在社会的权力结构中占据极其重要的地位。父权作为纲常名教特别凸显的权力类型，是确保文化得以完成代际传承的重要保障。按照“三纲”的规定，“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其中，就“父为子纲”而言，其所规定的是父亲在儿子成长过程中的训诫和教化作用。《三字经》作为儒家经典便凸显了父亲的权力和责任：“养不教，父之过。”在文化的传承中，父权文化具有绝对的权威性。这正如鲁迅所说的那样：“他们以为父对于子，有绝对的权力和威严；若是老子说话，当然无所不可，儿子有话，却在未说之前早已错了。”③黑格尔对此也有过这样的论述：“中国人把自己看作是属于他们家庭的，而同时又是国家的儿女。在家庭之内，他们不是人格，因为他们在里面生活的那个团结的单位，乃是血统关系和天然义务……家庭的义务具有绝对的拘束力，而且是被法律订入和规定了的。父亲走进房内时，儿子不得跟入；他必须在门侧鹄立，没有得到他父亲的准许不得离开。”④由此说来，不管任何情况，作为父亲的“老子”的思想都先验地具有合理性与合法性，其对“子”的驯化正是把他所认同的外在理性规范灌注到“子”的文化心理结构中，成为“子”的外在行为的指导思想。这就是说，“父”通过对“子”的规训与教化，使“子”的思想行为被训诫得更加符合儒家道德的规范要求，进而再遵循着“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路径，达到“内圣外王”的境界。 “父”对“子”的文化规训，实际上也是父权发挥其社会效能的过程。在此过程中，父权的实现方式主要有两种途径：其一是通过循循善诱，让纲常名教的理性规范以“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的方式，使“子”在耳濡目染中，把外在的理性规范自觉不自觉地植根于自我的思想与情感中；其二是通过强制的方式，把外在规范强行地镶嵌到“子”的思想和情感中。不管怎样，这两种方式殊途同归，其最终的落足点都是确保外在的理性规范内化为“子”自觉恪守的理性法则。这种情形在中国文学中有着详尽的描述，如曹雪芹在《红楼梦》中就为我们展示了贾政是如何训诫儿子贾宝玉的。贾宝玉因没有遵照父命苦读“圣贤之书”，贾政在诱导无效的情况下，开始动用“家法”对其进行惩诫，贾宝玉因此被打得遍体鳞伤。在此，贾政所使用的“家法”，便是这个大家族文化传承的主要方式，从某种意义上说，它不仅显示了父权在文化传承中的强制性和残酷性，而且也标志着文化在传承过程中具有代际角色转换的特点。由此说来，在中国传统社会里，“正是通过‘父’对‘子’的不断驯化，文化完成了代际传递。所以，儿子一旦做了父亲，便会用自己所传承过来的‘规矩’来约束规范下一代”⑤。这恰如鲁迅所清醒地意识到的那样：“做儿子时，以将来的好父亲自命，待到自己有了儿子的时候，先前的宣言早已忘得一干二净了。”⑥类似的训诫，在五四文学创建主体那里可谓比比皆是。陈独秀在丧父后，由其祖父“代其父权”来对其进行规训，其祖父对陈独秀异常严厉：“我背书背不出，使他生气动手打，还是小事；使他最生气，气得怒目切齿几乎发狂令人可怕的，是我无论挨了如何毒打，总一声不哭。”⑦鲁迅对类似的训诫，也有刻骨铭心的记忆：“在百静中，我似乎头里要伸出许多铁钳，将什么‘生于太荒’之流夹住；也听到自己急急诵读的声音发着抖，仿佛深秋的蟋蟀，在夜中鸣叫似的。”⑧这正是鲁迅在被父亲训诫过程中痛楚情感的真实写照。这些现象说明，在文化传承的过程中，如果诱导方式无法承载起规训的使命，那么，强制性的训诫方式便成为了最重要的选项，甚至可以说，传统文化的代际传承绝大多数是伴随着训诫等强制性方式得以完成的。 在“父”对“子”的这种潜移默化的训诫下，大部分“子”还未成长出所谓的独立意识，其个性便被消磨殆尽，外在的规范便内化到其文化心理结构中，成为他自觉皈依与自发恪守的戒律。这正如一位神职人员所说的那样：“把一个小孩子12岁以前的控制权交给我。之后，随你传给他什么宗教都没有作用，因为我已经把我自己的宗教根植于他的思想中，世上再也没有其他力量能够破坏我的工作。”⑨对此，弗洛姆亦曾经有过这样的论述：“一个人若在三四岁接受了这种遵从模式和规定，以后就决不会抛弃同民众的联系，甚至是殓葬，作为他最后的社会大事，他在死别之前还嘱咐后人，他也必须严格遵从这种模式。”⑩这就是说，父亲在对“子”的早期规训中，也就是在其还没有明晰的自我意识时，便把父辈所恪守的道德规范“根植于他的思想中”，从而完成了代际文化的传承。如此一来，儿子一旦做了父亲，便会用他所接受的“规矩”来约束规范下一代，一旦“子”成长为“父”后，出于对理性规范的认同，便会反过来规范约束其“子”，进而成为既有文化秩序的维护者和传承者。在鲁迅的作品《故乡》中，对闰土与其父亲，以及闰土与其儿子之间关系的描写，便很好地显示出了二者之间的角色转换和代际传承关系。早年，闰土“见人很怕羞，只是不怕我，没有旁人的时候，便和我说话，于是不到半日，我们便熟识了”。然而，成年之后的闰土，却和“我”“已经隔了一层可悲的厚障壁了”，“我”与闰土从年少时亲密无间的“兄弟”关系，变成了“老爷”和“奴仆”的关系。不仅如此，闰土还把躲在自己背后的孩子“拖出来”，“给老爷磕头”(11)。在这样的一个父子角色转换过程中，我们可以看到，闰土的早年行为缘于“那时是孩子，不懂事”，经过其父的规训，闰土已经把那套“规矩”内化到自我的心理结构之中，并转化为外在的行动。在这套“规矩”中，人处在不同的层级体系中，并被分成“老爷”和“下人”，尤其需要恪守的原则是这个层级绝不能被打破。这样的一个“规矩”体系，恰好从另一个向度说明了从闰土的父亲到闰土、再从闰土到儿子水生之间的代际传承关系。当然，这样一个懂得“规矩”的过程，恰恰是在父权的制导下完成的，离开了父权的规训，儿子就难以完成“懂事”的过程。父亲正是依照这样的法则，完成了对“子”的塑造。然而，一旦父亲不在场了，父权失却了承载体后，儿子是否还会遵循着父亲所希冀的路径来完成自我的社会化过程，那就是一件值得怀疑的事情了。 “父”所恪守的文化作为文化传承的结果，往往会转化为他的一种“从来如此”的文化信念，这不仅使他失却了对自我所信奉的文化理念的质疑能力，而且也失却了挣脱既有文化理念的羁绊而建构新文化的能力；而“子”则不然，其文化心理结构作为一个不断建构的历史过程，其建构基点与其父辈相比，处于不断位移的历史过程中，他们更容易接纳并信奉那些在父辈看来难以理喻的文化理念。 在中国文化的传承过程中，如果“父”对“子”的规训这一链条没有外力干扰的话，如此的传承方式将会周而复始地循环着。但是，随着父亲的死亡，那些还没有“长大成人”的“子”便成了“没有父亲管教”的人，他们犹如流浪儿一样，一下子被置于精神的荒原上。在其精神成长过程中，因为没有外在的、尤其是来自父权的规范约束，他们获得了相对自由的生长空间。对此，巴金曾经这样叙说过其母亲、父亲、祖父相继去世后，自我主体获得张扬的情形：“祖父像一个旧家庭制度的最后的卫道者那样地消灭了。对于他的死我并没有遗憾。虽然我在哀悼失掉了一个爱我的人，但是同时我也庆幸我获得了自由。从这天起在我们家里再没有一个人可以支配我的行动了。”正是缘于父权的缺失以及代父行使权力的祖父的死亡，代父行使权力的兄长则相对开明宽容得多，这使得巴金“和三哥就考进了外国语专门学校”，后来，因为“被剥夺了获得毕业文凭的权利”，又“打动了继母和大哥的心，使他们同意我抛弃了学业同三哥一路到上海去”(12)。巴金在此能够相对自由自主地选择和规划未来，这不能不归功于父权缺失后的家庭权力体系的“松动”。 在传统社会中，父权之所以高度重视对“子”的规训作用，除了来自儒家的规训之外，还与国家制导下的意识形态有着紧密的关联。如果说儒家的规训在于让人通过内心的自我认同来完成文化皈依，那么，各个朝代的律例则强迫人们接受这样的规训。封建王朝为了能够确保自家的江山社稷万代传承，其所制定的诸多律例，都把“父”对“子”的规训纳入到国家的体制内加以确认和推崇。如果“父权”未能有效地设定“子”的人生疆域，使“子”犯下杀头之罪的话，那不仅要满门抄斩，而且还要株连九族。这样的一种连坐制，使得“父”对“子”的规训不仅是其自身的义务和责任，而且还是整个家族的义务和责任，这就把“子”与父母以及整个家族的命运紧密地捆绑在了一起。这恐怕也正是陈独秀的祖父之所以担忧桀骜不驯的孙子会成为“杀人不眨眼的凶恶强盗”的缘由所在，如果真是那样的话，那由“子”而带来的处罚将不再仅仅局限于个人，而且还会殃及整个家门。这正如鲁迅小说《药》中的康大叔所言：“夏三爷真是乖角儿，要是他不先告官，连他满门抄斩。”(13) 由于父亲的死亡而导致的父权缺失使得既有的文化传承链条中断了，而“慈母”又难以取代“严父”承载起“父权”的使命，况且，在人们所恪守的“三纲五常、三从四德”等经典戒律中，父亲不在场之后，承载“父权”的不是母亲，而是长子。按照“未嫁从父，既嫁从夫，夫死从子”的“三从”规范要求，长子在家庭中的权力获得了凸显，这为“子”挣脱父权的羁绊、超越“父”的人生疆域的限制提供了极大的可能性。从某种意义上说，正是家庭的衰落以及父亲的病逝，使得清末民初社会文化转型的过程中，文化传承的链条出现了断裂。那些没有父亲“规训”的孩子，便一下子进入了一个相对宽松和自由的权力松弛地带，这为他们走出既有父权设定的人生疆域，相对自主地选择自我人生的展开形式提供了诸多可能性。 父权的缺失，使得约束“子”的外在规范失却了效能；没有了父权的规训，也就意味着那个由父权所承载的规则、秩序失却了存在的根据。于是，在“无父”的情况下，他们通过对“父权”的解构，进而解构“家国一体”的专制君主权力，由“无父”的一代变成了“无君”的一代。如在守旧派攻击陈独秀的“讨父、仇孝、公妻”主张时，便指责其是“无父无君”，陈独秀以“我自幼便是一个没有父亲的孩子”(14)，予以了响亮的回击。显然，这话颇有意味。这正说明了五四文学的本质正是对“父权”的解构，而父权缺失则恰好为他们解构“父权”提供了一次难得的机遇。 五四文学的发生离不开五四文学的创建主体，而五四文学的创建主体，又是在历史中发展的主体，其人生遭际对其文化心理的建构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由此出发，我们对五四文学创建主体的人生遭际进行考察时便会发现，他们在童年或少年时代，大都有丧父的经历。像李大钊还没有出生就已经没有了父亲；陈独秀幼年丧父；鲁迅、周作人早年丧父；胡适、郁达夫幼年丧父；茅盾童年丧父。五四文学的创建主体如此，五四文学的接受主体和传承主体，同样有着类似的丧父经历：像老舍、郑振铎、孙伏园、胡山源、王统照、成仿吾、田汉、夏衍、丁玲、朱湘、路翎、傅雷、沙汀等均为早年丧父。这些五四文学的接受主体，尽管并没有直接参与五四文学的创建，但是，他们作为接受主体，实际上也参与了五四文学的发生，并在嗣后迅疾地汇聚到了五四文学的大纛之下。 其实，丧父的人生遭际所带来的父权缺失，早在五四文学发生之前的晚清便已初现端倪。在晚清诸多驰骋于思想界和政治界的风云人物中，也多有丧父的人生遭际：康有为、孙中山、严复、蔡元培、宋教仁、廖仲恺、汪精卫等也都早年丧父；还有一些历史人物，尽管没有遭遇到丧父之痛，但却遭遇到了丧母之悲，梁启超、谭嗣同等均早年丧母。以上诸多现象，以如此之高的频率显现于社会转型期时，便使我们不能不发问：他们父亲的去世是否造成了父权的相对缺失?父权的缺失对其走出家庭、走向更具有社会情怀的文学道路是否有深刻的影响?五四文学之所以在陈独秀、胡适、李大钊、鲁迅、周作人等创建主体手里得到了确立，是否与其丧父遭际有一定关联? 父亲的死亡，意味着由父亲所承载的社会权力出现了缺失，这直接导致了家庭内部权力的松动。在传统社会中，尽管母亲在无法“相夫”的情况下还拥有“教子”的责任，但女性还是无法取代男性成为被社会所接纳的社会角色，况且，在家族的诸多事务中，女性根本没有插手的权力，这“空缺”一般都由“长子”去填补。因此，父亲的死亡以及由此引发的父权缺失，便极大地改写了家庭这个社会有机体的内在结构，“子”因此被推到了社会舞台的中央，不得不独自面对社会的生存压力，自主地规划未来人生，这便为其逸出父亲在场时所规范好的人生疆域，提供了无限的可能性。 当然，这种创造新历史的可能性转化为历史的现实，还需要有一定的外在条件。在社会处于剧变的特殊时期，也就是所谓的“乱世”，便为“英雄”的横空出世提供了可能。那些失却了父亲庇护的“无父的一代”，在既有的社会秩序中大都处于被挤兑的边缘化状态，在家庭羁绊相对弱化的情形下，他们拥有了走出既有秩序、重构社会新秩序的机缘。这恰如黑格尔对过渡时代所描述的那样，他们的“精神已经跟他旧日的生活与观念世界决裂，正使旧日的一切葬入于过去而着手进行他的自我改造。……成长着的精神也是慢慢地静悄悄地向着它新的形态发展，一块一块地拆除了它旧有的世界结构”(15)。显然，晚清至五四文学发生的这段历史，正是“千百年来未有之变局”的乱世，这使得中国进入了纲常解纽、威权塌陷、群雄逐鹿的变动时期。在“父权缺失”这样相对薄弱的“真空”地带，那些失去了父亲的一代，成为能够“一块一块地拆除了它旧有的世界结构”的人，进而使自己的精神在“跟他旧日的生活与观念世界决裂”中，“慢慢地静悄悄地向着它新的形态发展”，并最终完成了对五四文学的建构。 父权缺失固然是为“子权”的张扬提供了无限可能性，但是，如果没有国家主导下的意识形态的转变，那么，“子”在既有的文化环境下，所承继的依然会是父权的衣钵。晚清社会如果不是受到了外部力量的强力冲击，其自我封闭状态下的自给自足的生产方式不但会依然如故地运行着，而且人们的观念也会循着“从来如此”的法则周而复始地传承着，至于上层社会主动地去推动社会变革，更是不可想象的。这正如弗洛伊德所说的那样：“一切有机体的本能都是保守性的，都是历史地形成的，它们趋向于恢复事物的早先状态。于是，我们就会得出这样的结论：有机体的发展现象必须归于外界的干扰性和转变性影响。”(16)晚清政府如果不是基于“恢复事物的早先状态”，绝难进行所谓的变革，也不会制定出“师夷长技以制夷”的策略。然而，历史的悖论正在这里，并不是晚清政府不想依然故我地运行着，而是面对外在挑战，晚清政府这个“有机体”已经无法依然故我地保持或恢复其“早先状态”了，它正是为了恢复其“早先状态”，开始对社会进行变革，变革的结果之一，便为那些父权缺失的一代，在欲循既有社会规范而不得的情形下，为子权的张扬提供了历史的缝隙，或者是“走异端”，或者是“逃异地”，进而为其成长着的精神“慢慢地静悄悄地向着它新的形态发展”提供了物理空间。 如果说在传统社会中人们恪守的是“父母在，不远游”的话，那么，“父”不在就为他们远游提供了机缘。晚清所遭遇的严重社会危机，又为他们走出家庭、走向社会提供了更为广阔的选择空间，尤其是新式教育的风行，使得他们走进了由国家主导的新式学堂，接受了西方的科学、文化的熏染。这种新式教育的实行，从知识谱系的传承来看，它中断了其既有文化传承的链条，为他们接纳新式思想提供了极大的可能性。 在父权缺失中，促成子权张扬并最终确立的，是晚清政府主导下的新式教育，以及嗣后科举制度的废除。晚清政府大力主导下的新式教育，在实际推行的过程中，受到了人们头脑中既有思想的抵制，接受新式教育的学生还依然牵挂科举。随着科举制度的废除，既有的文化传承模式中断了，迫使人们认同并皈依国家体制所主导的新式教育。罗兹曼对此曾有过精辟的论述：“科举制度曾经是联系中国传统的社会动力和政治动力的纽带，是维持儒家学说在国家的正统地位的有效手段……它构成了中国社会思想的模式。由于它被废除，整个社会丧失了它特有的制度体系。”(17)事实上也确是如此，科举制度的废除，迫使传统的士大夫抛却了既有的知识谱系和道德体系，并由此开启了向现代知识分子过渡的序幕，这恐怕与晚清政府废除科举、推行新式教育的初衷南辕北辙。在新式教育哺育下成长起来的胡适，之所以留学美国，其根本的考量便是“科举既停，上进之阶，惟有出洋留学一途”(18)。这就是说，五四文学的创建主体在其“成长着的精神”的初期，主流意识形态还是起到了重要作用。至于那些处于社会边缘的个体，则像漂浮在社会之河上的落叶，往往被历史之流裹挟而下；当他们“成长着的精神”完成了“它新的形态”后，这些个体则逐渐地由边缘到中心。尤其是当数不清的个体“正在进行成千上万次的行动”时，他们所认同的现代意识便逐渐地汇聚起来，犹如涓涓细流汇成滔滔江河一般，最终演绎成磅礴于时代的现代文学主潮。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