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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比较而言，那些一直在父权主导下的读书人，则没有像那些父权缺失的一代那样，可以顺畅地实现自我精神与传统文化的决裂。那些受父权主导的一代，尽管也有良好的文学素养，有些人还创作出了具有相当影响力的文学作品，但其人其文依然无法同五四文学创建主体的其人其文相提并论。在清末民初的文坛具有相当影响力的徐枕亚，尽管也接受了新式教育的熏染，但其父权始终规范制约着其人生疆域，甚至于他连婚姻也无法自主，更遑论文化思想和文学思想的变革了。徐枕亚创作的骈体文小说《玉梨魂》，就其主题而言，它不仅揭示了封建礼教是怎样地把那些没有觉醒的人吃掉了，而且还深刻地揭示了封建礼教又是怎样地把那些已经觉醒的人也吃掉了(19)。然而，就徐枕亚的思想感情而言，对封建礼教依然是缱绻有余决绝不足，并把“真情”当“孽情”，致使其小说依然滞留在传统小说的道德规劝的层面上。至于其小说的骈文形式，更使其小说与新文学有相当的距离。更为甚者，徐枕亚最后还落得了“卖文为生”的窘境，成为五四文学横空出世时的“多余人”。徐枕亚的悲剧，在某种程度上恰是父权主导下的子权沦落的悲剧。由此可见，在父权可以发挥效力的疆域，“子”的新思想还处于萌芽状态时，便会被及时地“调教与匡正”过来，使之回归到父权所规范的轨道上来。从五四文学的发生来看，那些父权在场的五四文学的创建主体为数不是很多，便从另一个方面说明了父权缺失对五四文学的发生具有重要作用。 父权的在场固然限制了子权的张扬，但父权的缺失也并不必然会导致子权的凸显。如有一些传统的读书人，其父权尽管存有缺失，但他们并没有在父权缺失的缝隙中，通过新式教育完成自我主体的确立。在近代小说创作中产生巨大影响的李伯元，尽管也有丧父之痛，但由于他并没有接纳由此而来的新式教育，更没有像鲁迅、胡适等人那样完成对西学的认同，这使得其创作出来的“谴责小说”依然带有浓重的传统色彩，与五四新文学自然有着较大的差距。这种差距的产生，原因固然是多方面的，但就其所接受的教育而言，恐怕与晚清作家绝缘于新式教育下的现代知识谱系有相当的关联。成仿吾曾就郭沫若要进文科大学有无必要一事这样说过：“研究文学没有进文科的必要，我们也在谈文学，但我们和别人不同的地方是有科学上的基础知识。”(20)这说明，李伯元、徐枕亚等人因为没有“科学上的基础知识”作支撑，致使其文学创作无法完成由传统向现代的“基点”位移。 当然，也并不是所有的人率先完成了对新文化的认同，就都必然地缘于父权缺失，以及因父权缺失而完成了对新式教育的皈依。有些人，父权尽管并没有缺失，但缘于父权的相对弱化，致使“子”得以接受新式教育，并因此确立了主体性。“子”一旦确立了自我的主体性，父亲即便在场，也无力再承载起父权的使命，这就使“子”挣脱了父权疆域的限制，尽管在此过程中会产生“父与子”的尖锐的矛盾冲突。像吴虞等对五四文学发生起到过重要作用的历史人物，就是通过其对新思想的接受，走上了反抗父权的道路。这一转型，得力于他们在接受新式教育的过程中，逸出了父权所设定的疆域，在新式学堂获得了一个相对自由的准公共空间，进而确立了其主体性。吴虞的父权尽管对其人生疆域有着种种的规训作用，但是，随着他在物理空间上走出了父权钳制的疆域，并在日本留学时接纳了新思想，以至于走上了与其父所期待的人生截然不同的道路，最终父与子走到了彻底决裂的地步。 在父权依然在场的情形下，缘于新式教育所带来的教育模式的转变，致使进入新式学堂的学生，得以从物理空间上走出了家庭，远离了父权的魔杖，使得其思想在新式教育中有了改变的机缘。在传统的私塾教育中，一般都是由物质富裕的家庭请先生到其家中施教。其间，不但“子”的一举一动都受到了“父”的监督，而且先生的“传道授业解惑”也受到了监督。新式教育体制下的“新学堂”则一改这种传统的小农作坊式的教育模式，代之以大课堂集中式的现代教育模式，学生由此得以远离父权的制衡，获得了独立发展的物理空间。如刘半农，其父权尽管在场，但他在“十七岁时就离开江阴去常州中学读书”，这使他的个性挣脱了父权的羁绊，甚至在常州府中学堂毕业前一年，出于对学校保守教育体制的不满和失望，刘半农作出了一个令父亲和乡亲们都意想不到也难以接受的决定，放弃眼看就要到手的大好前程，毅然从学校退学；后来，他进入上海中华书局担任编辑工作，有了稳定的收入可以养家之后，便把妻子“接到上海居住，开始了独立的小家庭生活”(21)。在此情形下，父权对刘半农来说，便是真正的“鞭长莫及”了。至于刘半农父亲去世之后，他更是掮住黑暗的闸门，放胞弟到光明的地方去。对此，刘半农的三弟刘北茂这样说过：“我家兄弟三人。长兄半农先生长我十二岁，二兄天华先生长我八岁。我七岁丧母，十一岁丧父，全靠两兄抚养成人，手足感情之深，非一般兄弟可比。”(22)刘半农的人生转型恰好说明，正是基于对父权的反抗，使得父权之鞭无法更改其所认同的新的人生道路。随着父权的缺失，刘半农则不仅改变了自己的人生轨迹，而且还依恃着长兄的权力，也极大地改变了乃弟的人生命运，被誉为“刘氏三杰”。 当然，在新式学堂这样一个相对自由的物理空间中，父权尽管无法有效地起到规训作用，但其存在本身还是对“子权”形成了一定的挤压。如“顾颉刚写过论述家庭的文章，怕自己家里知道，署名‘顾诚吾’，在《新潮》上发表”(23)。顾颉刚笔下的旧家庭“极像一座‘古庙’”。显然，顾颉刚“狂妄不羁”的话语，只能在北京大学这样一个远离父权制衡的物理空间中，才有生成与存在的机缘。 总的说来，父权缺失与五四文学的发生，有着一定的关联。那就是“子”因为父权缺失获得了相对自主的权力后，能够得时代风气之先，特别是通过新式教育，确立了自我具有现代性的主体品格，由此出发而走上为文之路时，其所建构的文学便具有了区别于传统文学的新特质。 在晚清社会文化处于转型的特定时期，如果父权处于在场位置的话，“子”在文化上的激进主义可能会受到较大程度的抑制；但父权的缺失，便为其文化上的激进主义扫清了一些障碍。这批自幼便“没有父亲的孩子”，不仅成长为中国传统文化和文学的颠覆者，而且还成为五四新文化和新文学的建构者。具体说来，父权缺失对五四文学发生的作用，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父权的缺失，使嗣后成长为五四文学创建主体的一代新人，失却了物质上的支持，这既颠覆了原有文化传承所必需的物质条件，又改写了其父为其规划好的科举之路，在顺应晚清新式教育的诉求中，最终使他们从既有的社会晋升方式中挣脱出来，完成了对五四新文化和新文学的创造。 “父”的死亡，不仅意味着家庭中擎天之柱已然坍塌，而且还意味着家庭经济由此进入了败落的窘境，二者之间有着密不可分的关联。在一个男权占据主导地位的社会体系中，男性不仅是家庭政治地位的擎天之柱，而且还是家庭经济的擎天之柱。“父”的死亡便意味着家庭经济失却了赖以支撑的擎天柱；与此同时，“父”的死亡也极大地销蚀了家庭经济。因病而死亡的“父”，大都有一个患病、治病的过程，求医问药便逐渐地消耗掉了家庭积蓄，使得家庭经济从小康人家沦为困窘之家。蔡元培的父亲去世时，其父亲虽“任钱庄经理。去世后，家中并没有积蓄。我的大哥仅十三岁，我十一岁，我的三弟九岁。亲友中有提议集款以充遗孤教养费者，我母亲力辞之”(24)。至于鲁迅，众所周知，为了救治父亲的疾病，请的“名医”要“隔日一回”，诊金已经是一元四角，“现在的都市上，诊金一次十元不算奇，可是那时是一元四角已是巨款，很不容易张罗的了”(25)，为此，鲁迅不得不去当铺典当家中那些值钱的物什，甚至还到了举债无门的地步。“我寄住在一个亲戚家里，有时还被称为乞食者”，这种经济上的拮据，使得“我渐至于连极少的学费也无法可想；我底母亲便给我筹办了一点旅费，教我去寻无需学费的学校去”(26)。由此说来，父亲的疾病以及死亡，使得鲁迅最终“从小康人家而坠入困顿”，这一方面改变了鲁迅既有的人生轨迹，使其踏进了新式教育的门槛；另一方面也使鲁迅“看见世人的真面目”(27)，为其文学创作提供了人生阅历、情感体验和理性反思等多方面的支撑。 面对经济上的窘迫和社会上的挤压，被迫“长大成人”的“子”，在国家主导的新式学校中，找寻到了他们走出乡村和传统的通衢。新式学校从培养国家急需的人才出发，举办了一些免费的新式教育，这就解除了失去父亲的一代在物质上的困窘之忧，使之有了一展宏图的物质基础。对此，美国学者在论述严复为什么会走上西学之路时这样说过：“绅士家庭中，由于父亲的去世或某个举足轻重的家庭成员的厄运，导致象严复这样命运逆转的，在中国社会屡见不鲜。然而，对那些仕途受阻的士子来说，改读‘西学’是一种尤为不堪的选择。这种现象只是发生在19世纪后叶。”(28)这就是说，在晚清社会中，社会对西学不接纳，即便是那些改学西学的士子，也往往是迫不得已的无奈之选。对此情形，鲁迅有过这样的叙述：“那时读书应试是正路，所谓学洋务，社会上便以为是一种走投无路的人，只得将灵魂卖给鬼子，要加倍的奚落而且排斥的”(29)。相反，随着新式教育为更多的人所接受，比鲁迅稍晚的胡适等人，在考取了官费留学美国之后，则没有了这种“走异端”的感觉，反而还激发起他振兴衰微之家的豪情：“京中举行留学美国之考试……且吾家家声衰微极矣，振兴之责，惟在儿辈……且此次如果被取，一切费用皆由国家出之。闻官费甚宽，每年可节省二三百金。则出洋一事，于学问既有益，于家用又可无忧，岂非一举两得乎?”(30)从严复到鲁迅，再从鲁迅到胡适，改读由国家予以经济补助的西学，免除了他们即将因家庭困窘而带来的学业中断之虞，这从五四文学的发生来看，正是他们成为创建主体必不可少的一个环节。至于随着现代都市的崛起，报刊等大众传媒已经具有了经济的功能，而文学创作，一方面可以满足他们对文化启蒙的精神诉求，另一方面，还具有经济方面的效益。如鲁迅之所以能在城市里“谋食”(31)，稿费即是其中的来源之一；至于胡适，则早在1910年就对其为什么会在课余翻译外国小说之事这样说过：“云五劝余每日以课余之暇多译小说，限日译千字，则每月可得五六十元，且可以增进学识。此意余极赞成，后此当实行之。”(32) 可见，“父”的死亡与五四文学的发生之间的内在关联，主要在于那些曾接受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熏染、具有强烈社会情怀的人，因其“父”死亡而使其家庭从“小康人家堕落”下来时，被晚清政府拿来当作“中用”的“西学”等新式教育，在物质上为他们自主地完成从传统的士子转变为现代的知识分子提供了可能性，像陈独秀、李大钊、胡适、鲁迅等人，皆是循着这个“路线图”走到创建五四文学的道路上的。 其二，父权的缺失，使得五四文学创建主体找寻到了业已被神化的精神偶像；而由父亲死亡而来的边缘化社会位置，则又激发了他们改造社会的使命感，从而使他们认同了具有社会改造功能的现代文学。 中国人特有的魂灵观，使得现实中的父权缺失和虚幻世界中的父亲神化结合在一起，这对五四文学创建主体的早期人生起到了砥砺作用，使其自我社会价值的实现有了内在的精神动因。作为没有父亲的一代，其父亲的肉体和生命尽管已经消失了，但其父亲的精神和魂灵却一直生活在“孤儿寡母”的精神世界中。在传统文化中，人们似乎更坚信人的灵魂是不死的，人们一直把那些已经逝去的先祖，当作依然有魂灵的人来看待，认为他们生活在另一个世界中，甚至还可以俯视和保佑子孙。因此，在先人的忌日、清明节、鬼节和春节等重要节日，后人都要对先人进行祭奠。从某种意义上说，现实生活中的父权缺失便和精神世界中的父亲偶像纠结在一起，这就使生活在另一个“世界”的父亲依然对“子”的现实人生有着影响。 其实，魂灵是否存在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这种信仰对“子”的精神具有重要的影响。从五四文学的创建主体来看，他们在走上五四文学创建道路之前，都曾经叙说过父亲的去世对其精神的重要影响。如陈秀独就曾经有过这样的回忆：“我的母亲为此不知流了多少眼泪，可是母亲对我并不像祖父那样悲观，总是用好言劝勉我，说道：‘小儿，你务必好好用心读书，将来书读好了，中个举人替你父亲争口气，你的父亲读书一生，未曾考中举人，是他生前一桩恨事!’”(33)这就说明，在陈独秀所接受的早期教育中，“替父亲争气”，以此了结父亲“生前一桩恨事”，是其可以汲取的重要精神资源。同样，在胡适那里，作为魂灵的父亲亦非常清晰地呈现着：“(父亲)给我母亲的遗嘱上说穈儿天资颇聪明，应该令他读书。给我的遗嘱也教我努力读书上进。这寥寥几句话在我的一生很有重大的影响。”(34)母亲对胡适也念叨着：“你总要踏上你老子的脚步。我一生只晓得这一个完全的人，你要学他，不要跌他的股。”(35)在1910年留美考试中，胡适担心名落孙山，脸上无光，跌父亲的股，便改用“胡适”这一笔名和学名报考。这说明胡适父亲的遗嘱之于胡适精神的作用，似乎比现实中那些循循善诱的规劝或严厉惩戒更有力量。 父亲的死亡，固然为父亲的被神化提供了机缘，但是，父亲的死亡在现实社会中带来的边缘化社会位置，则又使被神化的父亲偶像，成为“子”对抗社会挤压的重要精神动力。这样一来，便使得五四文学创建主体从反抗自我当初被边缘化的“孤儿寡母”的人生境遇开始，在新式教育或异域体验的作用下，最终走上了反抗和改造整个社会的人生道路，由此构成了五四文学发生最为深厚的基础。 在男权社会中，失去了父亲不仅意味着家庭失却了经济上的支撑，而且还意味着将受到族人和社会的挤压，失去了在社会上立足的根本。随着父权的缺失，“孤儿寡母”在宗法社会中被进一步边缘化，其生存空间受到进一步的挤压。如鲁迅在父亲去世后便遭到了族人的排挤，“父亲去世后，鲁迅就代表自己的一家，和族中的十多户人家议事。这些名分上是长辈的人们，常常讥讽和欺侮鲁迅。有时候，当大家公议这一房中的重大事情时，往往逼着鲁迅表态。”(36)这样的人生体验，使鲁迅痛切地看清了人生的真面貌，对其“走异路”起到了重要作用。这致使“子”在反抗边缘化的过程中，进一步激发了实现自我社会价值的内在愿望，进而使“子”期待着更大的社会价值的实现，达到“扬名声，显父母”的目的。如茅盾在当年的中学作文中，便自然而然地流露出了这种思想：“吾党少年宜刻自奋勉，效苏秦之往事，鉴于苏秦之贫困，发愤有为，不负父母，斯则一生不虚矣!”(37)这表明，茅盾正是以“不负父母”的愿望为出发点，逐渐地走上了自我社会价值实现的道路。然而，如果“子”把自我的价值一味地附丽于父母身上，也可能使“子”失却自我，进入了精神无所依傍的荒原。然而，现实社会的挤压，则又可能反过来促成“子”的抗争与反叛，进而建构起独立的精神世界。事实上，五四文学的创建主体的个性之所以获得自由发展，恰是在对“孤儿寡母”的现实人生的反抗中，最终走上了对社会的反抗，至于他们在异域文化的环境中，体味到“弱国子民”的无限挤压时，又促成了他们把独特人生体验，升华为独特的民族体验，孕育生成了超越个人恩怨的宏大社会情怀，为其创建五四文学奠定了坚实的基石。 由父亲死亡而引发的父权缺失，迫使这批“没有父亲的孩子”在社会中有所担当，这对其主体的确立具有重要的作用。在父亲庇护下的“子”，其所有决策皆由父亲最后裁定，这极大地抑制了其主体的确立。对此，郭沫若曾清晰地描画了“父”是怎样扼杀“子”的新思想。接受了新思想影响的郭沫若大哥，与郭沫若谈论妇女解放的话题，被父亲无意中听到，因此产生了激烈的冲突：“话头无心之间又转到放脚问题来了。大哥又问我是喜欢大脚还是小脚。我说：‘我自然喜欢大脚了。’他满高兴的不免提高了一段声音来说：‘好的，你很文明。大脚是文明，小脚是野蛮。’——‘混账东西!’突然一声怒骂从父亲的床上爆发了出来。——‘你这东西才文明啦，你把你的祖先八代都骂成蛮子去了!’这真是晴天里一声霹雳。大哥是出乎意外的，我也是出乎意外的。我看见那快满三十岁的大哥哭了起来。”(38)由此可见，置身于父权统摄下的“子”，其一言一行都会受到父权的规训；而那些失却了父亲的“子”，自然就少了这些规训。父的死亡，迫使“子”从“惟父命是从”转变为“自己独立担当”。至于他们在“走异路”后，尤其是在他们出国留学后，置身异域所体验到的倒不是族人或社会的挤压，而是来自“文明国家”的挤压，这种“弱国子民”的体验是和“孤儿”相似的。如鲁迅在接受新式教育之后，尤其是留学日本之后，则弃医从文，自主地走上了疗救国民精神病端的文学之路，也正是由此基点出发，鲁迅等五四文学的创建主体才建构起了迥异于古典文学的五四新文学。 在五四文学的创建主体获得了社会认同和推崇之后，他们在返回“故乡”的过程中，以其“功成名就”的心态，完成了对过去被边缘化、被挤压的“拨乱反正”。在鲁迅的小说《故乡》中，便可以见出，“我”在告别“多年聚族而居的老屋”，“而且远离了熟识的故乡，搬家到我在谋食的异地去”期间，“又有近处的本家和亲戚来访问我”，尽管“老屋离我愈远了；故乡的山水也都渐渐远离了我，但我却并不感到怎样的留恋”。在此，“我”之所以“并不感到怎样的留恋”(39)，这与其当初的那种人生创伤性体验和记忆密切相关。然而，当“我”在一个曾经陌生的“异地”不仅找到了“谋食”的差事，而且还在这个“异地”里住了下来，“母亲”也因此得以走出乡村。在此情形下，人们把“我”编排为“放了道台”、“有三房姨太太”、“出门便是八抬的大轿”(40)。显然，在小说《故乡》中，鲁迅真切的乡村情结、文化情感与现代理性等多重元素是纠结在一起的。 其三，父权缺失还使母亲的作用获得了进一步凸显，这使得五四文学的创建主体在其早期的精神世界中，母爱成为他们精神和情感世界的重要组成部分。 作为失去父亲的一代，他们与母亲的精神与情感获得了强化，从而促进了他们对社会价值的追求。寡母实实在在地把其人生的全部意义寄托在了孤儿身上，这自然使“失去了父亲的一代”承受了更多的人生负荷。对此，蔡元培就不止一次地说过母亲对其一生的深刻影响：“昼间不能完卷，晚间回家后，于灯下构思，倦了就不免睡着，我母亲常常陪我，也不去睡。有一次，母亲觉得夜太深了，人太倦了，思路不能开展了，叫我索性睡了，黎明即促我起。我尔时竟一挥而就。我终身觉得熬夜不如起早，是被母亲养成的。”(41)与此同时，蔡元培还觉得自己身上的宽厚是父亲的遗传，而其文化教育的影响则更多地来自母亲：“我母亲是精明而又慈爱的，我所受的母教比父教为多”(42)；陈秀独小时候受其祖父鞭笞，绝不流泪，而当他承受着母爱的滋润时，则情形大不同了：“母亲的眼泪，比祖父的板子，着实有威权。”(43)胡适在其回忆中也有过类似的叙说：“我母亲二十三岁就做了寡妇，从此以后，又过了二十三年。这二十三年的生活真是十分苦痛的生活，只因为还有我这一点骨血，她含辛茹苦，把全副希望寄托在我的渺茫不可知的将来，这一点希望居然使她挣扎着活了二十三年。”(44)对此，胡适大动感情地说：“我母亲二十三岁做了寡妇，又是当家的后母。这种生活的痛苦，我的笨笔写不出一万分之一二。”(45)至于在五四文学发生后才走上文坛的老舍也曾这样回忆道：“从私塾到小学，到中学，我经历过起码有二十位教师吧，其中有给我很大影响的，也有毫无影响的，但是我的真正教师，把性格传给我的，是我的母亲。母亲并不识字，她给我的是生命的教育。”(46)由此可见，伴随着父亲的去世，寡母在其人生成长的历程中，便扮演了极其重要的角色，以至于如此深刻地影响到了其人生的情感与思想。与“父教”的绝对服从有所不同的是，“母教”更注重对“子”的主体性培养。对此，李大钊曾经说过：“男子的气质，包含着专制的份子很多，全赖那半数妇女的平和、优美、慈爱的气质相与调剂，才能保住人类气质的自然均等，才能显出Democracy的精神。我们中国人的一切社会的生活，都不许妇女加入，男女的界限很严，致成男子专制的社会。不独是男子对于妇女专制的社会，就在男子相互间也是一个专制的社会。”(47)这清晰地说明了五四文学创建主体正是缘于父权缺失，才使得他们的主体性获得了更大程度的确立，而母亲则以其“平和、优美、慈爱的气质相与调剂”，进一步促使了“子”的独立意识的生成。 当然，由父亲的死亡而引发的寡母的人生遭际，在使其子对母爱有着深刻体验的同时，还内化为其人生挥之不去的阴霾，这甚至影响到了他们的人生轨迹。父亲的去世，强化了他们对母亲的依恋，这使其深受母亲人生视野的束缚，对其个性解放具有一定的抑制作用。如鲁迅、胡适等人，往往因为毋违母命，在婚姻中做出了更大的牺牲。鲁迅为了母亲，迎娶了他所不爱的朱安女士，这既使鲁迅为此背负了沉重的人生枷锁，也使一个无辜的女子成为其个性觉醒的殉葬品。显然，母亲送给鲁迅的“礼物”，成了鲁迅一生都无法弥合的精神创伤。类似的情形还有胡适。胡适就其婚姻抉择中为什么会最终顺从母亲心愿时，有过这样的解释：“吾之就此婚事，全为吾母起见，故从不曾挑剔为难(若不如此，吾决不就此婚。此意但可为足下道，不足为外人言也)。今既婚矣，吾力求迁就，以博吾母欢心。”(48)由此说来，母亲为了儿子而牺牲了自己的一切，儿子又为了母亲牺牲了个人的情感，母爱又成为桎梏他们的个性走向进一步解放的缰索，使他们成为历史的“中间物”。惟其如此，他们才会在文学创作中把个性解放主题置于错综复杂的社会矛盾中，在高扬其个性解放的同时，也把其觉醒之后的“呐喊”和“彷徨”予以淋漓尽致的艺术呈现。事实上，历史的法则就是如此诡异，这种负值的情感财产，在转化为文学创作时，又成为他们植根于现实人生的最肥沃的土壤，为其文学创作提供了可以自由驰骋的天地。这种“中间物”的人生体验，成为他们从事文学创作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重要资源。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