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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现代文学期刊和现代文学之间互文共生于现代中国历史文化语境中。港版《文艺生活》月刊中具有浓厚政治性和鲜明华南色彩的文学文本，很好地诠释了新文学史视野下战后香港文学的定位——整体中国文学其中一个特殊而带地方色彩的部分。探究期刊文本和文学历史之间的互文共生性，为特定时期文学做侧面画像，是期刊研究和文学研究方法的新尝试。 【关 键 词】港版《文艺生活》/战后香港文学/互文共生/新文学史/政治性/华南色彩 【作者简介】王丹，广东海洋大学文学院讲师 一、港版《文艺生活》月刊与战后香港文学的基本属性 关于现代文学期刊和现代文学及现代文学史的关系，刘增人认为：“期刊是现代文学最初的原生态，文学史写作应从原报原刊入手，并倡导对现代文学编辑的研究。”[1]此观点强调了现代文学期刊研究的三重意义，即期刊对于现代文学的原生态意义、期刊对于现代文学史写作的资料库意义以及期刊和期刊出版本身所具有的文化研究意义。目前的期刊研究无出此三者，成果亦斐然。但是，现代文学期刊不仅仅是现代文学的原生态，固然我们需要从期刊文本的阅读中可以体会作家即时的精神状态、感受时代的文化氛围；现代文学期刊也不仅仅是文学史写作的资料库，固然我们需要从文学期刊中获得第一手材料；现代文学期刊也不仅仅是构建现代文学的一个重要阵地，固然我们需要研究其作为传播媒体对现代文学的传播方式、生成机制等方面的影响作用。现代文学期刊和现代文学本质上是一种共生的关系，是一种互文的关系。二者共生于现代中国的历史文化语境之中，是现代文学期刊的出现使得中国文学从古典文学步入现代文学时期。二者同时具有互文性，相互参照，彼此牵连，在某种程度上构成了互文本。港版《文艺生活》月刊①与新文学史视野观照下的战后香港文学之间便是这样的一种关系。 从整个中国新文学史的发展脉络来看，战后香港由于恢复了港英政府的管理，在言论上相对自由，因此成为各派文化力量竞相施展才能的舞台，香港文坛也由此成为内地文坛在海外的延伸。在左、中、右三派文化力量中，中共领导并影响的左翼文化活动是香港文坛活动的主流。在文化、宣传阵地上，南来的左翼文人通过创办有影响的报纸、文学期刊、书店、出版社以及学校等方式，②“从作者、编者、读者及其共享空间上构筑成了一个左翼文化影响、传播机制”，“这一机制在全国反独裁、争民主的背景下运行得异常顺畅，几乎主导了本时期的香港文坛。”[2]香港学者郑树森、黄继持、卢玮銮在编选《国共内战时期香港文学资料选》(1945—1949)时也坦承“左翼的活动几乎占绝大部分”，“当时左翼活动俨然是香港文坛活动的主流”。[3]而此时“左翼的文艺工作是全国配合的，华南不过是其中一个环节”，这就使得“内地多项文学论争及政策趋向往往在香港出现”。虽然此阶段的香港文学“不一定与香港本土的文学发展有密切关系”，却可以被看作“整体中国文学其中一个特殊而带地方色彩的部分”。[4] 香港学者基于史料、在整个中国新文学史的视野下对战后香港文学的概括十分到位。首先，无论从战后香港文学的实际创作情况还是从其对于中国大陆文学传统的归属来看，战后香港文学都是“整体中国文学其中”的一个有效组成部分。其次，战后香港文学在中国新文学史中处于一个特殊位置，有自己的特殊性。战后香港文学无论从创作主体(南来左翼文人)、创作内容(左翼文学)还是面向对象(华南及全国的知识分子和工农群众)上，都显示出浓厚的政治性。甚至可以说，战后香港文学完全是50年代新中国文学的一种前奏或预演。最后，战后香港文学虽然作为当代文学的肇始而显示出特殊性，但其仍表现出自身的地方色彩。值得注意的是，战后香港文学的地方色彩不在于香港本土市民文学特色的展示，而是显现为香港的传统文化地域归属——华南的风俗民情和方言土语的独有魅力。华南色彩成为战后香港文学的地方色彩和前述战后香港文学的特殊性密切相连。 战后香港文学所具有的浓厚政治性和鲜明华南色彩这两个特质，在同时期出版的港版《文艺生活》月刊上得到了印证。作为战后香港文学的互文本，港版《文艺生活》月刊中的诗歌、小说和剧本的创作主题和地域色彩也分别表现出政治性和华南性。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