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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港版《文艺生活》所刊作品的华南地域倾向 通过对1945—1949年这一时期的香港文学资料进行整理，香港学者发现，当时居留香港的众多左翼文人在思考问题的时候都有一种“要把香港归入华南或更大的中国状况去处理”的潜在思路，因此“南来文人虽然是谈香港，但目的并非为香港”。[18]而司马文森在香港写的《谈加强时间性、战斗性和地方性》里重点强调的地方性也不是香港，而是整个华南。[19]在这种思路下，在战后香港进行的一些文学运动其实和香港本身关系并不是很大。如声势很大的方言文学运动便是如此。 当然，“在香港”的文学必然要与香港发生某种关联。港版《文艺生活》也有一些以香港为描写对象的文学作品。如海外版第6期上就有一组名为《香港风情画》的6首短诗和海兵的一篇报告文学《风灾》。《风灾》写的是香港占四大渔区第二的长洲在1948年7月遭受大风灾后渔民所遭遇的惨剧。这篇报告文学和稍后海外版第7期上发表的小海燕《种子》、戈云《周求落魄记》，由于在取材上关注了香港受灾的渔民、摸索活路的流浪少年和走私冒险的鳄鱼头而得到了司马文森的肯定。小说和剧本中亦有以香港为背景表现内地人到香港讨生活的种种情形的，但香港作为叙述背景往往比较模糊，内地却清晰得多。如陈残云的小说《受难牛》(海外版第3、4期合刊)讲的是内地农民受难牛到香港“避风势”，由于他“胆正、命平、力大”而在油麻地苦力堆里站住了脚的故事。秦牧《情书》(海外版第13期)则通过描写荣嫂请写字先生给出走香港三月有余的丈夫亚荣写信的方式，侧面表现了当时内地乡村的生存环境。《受难牛》和《情书》虽说和香港有关，但它们其实更多地具备“岭南乡土小说”的特点：即“在明晰的政治背景上”，“展开主人公离乡漂泊的命运；在关注乡村小人物命运中弥漫开浓郁的南国风味，在对南中国乡俗风情清婉细切的描写中不时渗透出某种政论倾向；着力开掘方言土语的生活蕴量，人物对话甚至全部用方言，以增强小说对华南读者的阅读冲击力。”[20]在《情书》中，荣嫂絮絮叨叨的话里透出很多华南独有的乡俗风情：隔壁二叔刚死，孩子吃人家给的糕不吉利；孩子拉肚子是“湿热”，写张红纸贴到榕树上，“契给榕树爷”；等“天变地变”亚荣平安回家便“烧猪还神”；荣嫂被人非礼，她婆婆到乡公所交涉要求“烧爆仗”、“赔金花红绸”；“一个月喝几次凉茶”……荣嫂的半方言叙述和写字先生的文言总结相互映照，使得这些风俗民情更显生动鲜活。但比较而言，秦牧的文字只能说是带有方言性。真正运用方言来增显作品华南色彩的要数陈残云、华嘉和易巩等人。陈残云《受难牛》和《救济品下乡》(光复版第9期)、华嘉《老坑松和先生秉》(海外版第5期)、易巩《珠江河上》(光复版第7期)中的叙述语言都是普通话，人物对话却用了很多方言。如《珠江河上》，小说开头便是一个在珠江河上撑艇妇人的咒骂：“衰瘟鸡呀！十世不修德呀！这样冤气的埗头，在这里撑过艇的都没利市呀！……丢那妈，你撑吧！你撑吧！一早撑到黑，撑得多少渡？又要埗头钱，又要艇租，又要牌照费，人心没餍足的契弟，坐地分肥的灾瘟呀！又不见水鬼拉他们下水呀！又不见他们吃了肠穿肚烂呀！”这样一个满嘴粗话、对盘剥她的埗头、警察不吝最恶毒咒骂的妇人却爱憎极为分明，面对发生在河上的抢米事件，她一直在为抢米者加油、指引，而大骂为警察撑艇的两个蛋家妹。整个抢米过程在妇人纯粹方言的咒骂和指引下显得十分惊险。通过方言土语的运用，易巩成功地塑造了一个饱受苦难、愤怒喷张又爱憎分明的个性人物。应该说，《珠江河上》是一部既反映华南底层人民生活现实、又颇具华南色彩的出色作品。 由港版《文艺生活》的上述作品看来，战后香港文学的地方色彩不在香港而在华南。华南独有的风俗民情和富有魅力的方言土语使得战后香港文学染上鲜明的华南色彩。 在一些香港学者看来，战后香港文学处于尴尬的境地。一方面，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战后香港扮演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中间站”角色，为新中国的文艺理论与实践提供了彩排的舞台和空间。而另一方面，由于左翼文学主导文坛，香港本地文学的发展无形中受到了压抑，貌似繁荣的战后香港文学却只是“在香港”的文学，而不是香港文学本身主体性的建设。且不说主导战后香港文坛的左翼文学明确显现出的政治性特点和香港社会的市民趣味大相径庭，即使那些南来作家创作的和香港相关的小说也并不具备香港本地的特点。这些小说仍然大多以内地华南农村为题材背景，得以让广州人和香港人增加切近之感，战后香港文学的地方色彩也由此被渲染为华南色彩而非市民香港的本土特色。事实上，真正以香港小市民趣味为主、体现香港本土文学特色的还是香港本地的作家如侣伦、经纪拉(三苏)等人。但由于当时左翼文人、左翼作品主导香港文坛，香港本土作家的作品虽有受众，但在数量上还是稍为逊色。因此，战后香港文学必然作为“整体中国文学其中一个特殊而带地方色彩的部分”而存在。 对于战后香港文学这一特定时空域的文学进行研究，取广泛的文学文本、历史文本来讨论固然是一种方法，取一个动态开放又相对凝固的文学期刊作为载体，探究期刊文本和文学历史之间的互文共生性，从而给特定时期的文学、文学史做侧面画像，也不失为期刊研究和文学研究方法的新尝试。 注释： ①《文艺生活》月刊由司马文森主编，1941年创刊于桂林，1950年停刊于广州，共出了58期。其中，光复版第7至18期和海外版第1至20期，即1946年8月至1949年12月25日期间的这28期(中间有四个合刊)《文艺生活》月刊都是在香港出版的。这28期《文艺生活》即本文题中所指的港版《文艺生活》。 ②报纸如《正报》(1945年11月13日创刊)，《新生日报》(1945年12月15日创刊)，《华商报》(1946年1月3日复刊)，《人民报》(1946年3月1日创刊)以及香港版《文汇报》(1948年9月9日创刊)等等；文学期刊如《中国诗坛》(1946)、《野草》(1946，后改为《野草丛刊》)、《文艺生活》(1946)、《大众文艺丛刊》(1948)、《新青年文学丛刊》(1948)等等；书店如生活书店、南国书店、民主书店、新知书店等等；出版社如新民主出版社、人间书屋、大千出版社、有利印务公司等等；学校如达德学院、建中工商专科学校、香岛中学、培侨中学等等。 ③《文艺生活》光复版(1946.1.1—1948.1)共17期，共发表诗歌97篇，反映上述种种诉求的就有88篇，占了91％，平均每期5篇。《文艺生活》海外版(1948.2—1949.12.25)也是17期，共有诗歌48篇，相关诗歌31篇。相关诗歌数量的减少缘于国共战局的变化。随着1948年以后共产党开始转入反攻，1948年到1949年间反国民党的诗歌便消弭了不少。但从1946年到1949年，《文艺生活》上刊发的相关诗歌达到了119篇，数量还是十分庞大的。 ④前者如杜鹏程的《保卫延安》、吴强的《红日》、曲波的《林海雪原》、罗广斌和杨益言的《红岩》等；后者如柳青的《创业史》、周立波的《山乡巨变》、冯德英的《苦菜花》、浩然的《艳阳天》等。 参考文献： [1]李玉兰：《“回顾与展望：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学术研讨会”在津召开》，《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05年第4期。 [2][20]黄万华：《1945—1949年的香港文学》，《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04年第2期。 [3][4][18]郑树森、黄继持、卢玮銮：《国共内战时期(一九四五—一九四九)香港文学资料三人谈》，郑树森、黄继持、卢玮銮编：《国共内战时期香港文学资料选(一九四五—一九四九)》，香港：香港天地图书有限公司，1999年。 [5]冰山：《送别诗》，《文艺生活》海外版第3、4期合刊，1948年5月15日。 [6]公里：《尹大嫂之死》，《文艺生活》光复版第8期，1946年9月。 [7]江南：《帮工汉》，《文艺生活》海外版第9期，1948年12月25日。 [8]马凡陀：《公务员呈请涨价》，《文艺生活》光复版第11、12期合刊，1947年。 [9]老集：《流浪汉》，《文艺生活》光复版第18期，1948年1月。 [10][15]马凡陀：《上海解放之歌买小菜》，《文艺生活》海外版第14期，1949年5月15日。 [11]芦获：《粤讴三首吐苦水》，《文艺生活》海外版第14期，1949年5月15日。 [12]申奥：《方向神话里的国度》，《文艺生活》光复版第17期，1947年10月。 [13]萧乾：《民歌初试绕口令》，《文艺生活》海外版第12期，1949年3月15日。 [14]黄阳：《今天是什么日子呀》，《文艺生活》光复版第7期，1946年8月。 [16]胡风：《时间开始了》，《文艺生活》海外版第20期，1949年12月25日。 [17]洪子诚：《中国当代文学史》，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29－30页。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