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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港版《文艺生活》所刊作品的政治倾向 1948年5月15日《文艺生活》海外版第3、4期合刊中有这样一首《送别诗》：“有我所爱的，是你现在要去的地方。/有我所憎的，也是你现在要去的地方；/我爱它，我的家乡在那儿，/我憎它，独夫武士在那儿”。[5]这首诗典型地展现了南来左翼文人在北望故园时具有的复杂情绪：心向家国的柔情和欲归不得的愤恨。这种具有明确指向的愤恨必然化作某种行动，左翼文人必须利用香港这个没有硝烟的“前沿阵地”来和中国内地进行对话。其行动的结果即文学文本，必然显示出浓厚的政治性。 以体裁来看，诗歌由于自身的特点首当其冲成为左翼文人传递诉求的工具，港版《文艺生活》上相关诗歌的数量亦十分可观。③这些诗歌主要有三个指向。一是同情民众，描画国民党治下各层民众的苦难生活。其中，既有被“沉重的军粮公粮”、“内战的担子”压死的农民尹大嫂，[6]又有“长工帮了一辈子/临死一身空大空”的帮工汉；[7]既有“样样东西涨价，/只有薪水跌价，/为此呈请照加，/折扣不可再打”的公教人员，[8]又有在四大家族挤压下破产、“背负着羞耻/从饥饿里逃生”至美洲成为流浪汉的民族资产阶级；[9]既有“人人怕上小菜场”，“青菜豆腐买弗起，/鸡蛋荤腥依弗要想”的上海市民，[10]又有因为按日征收水费而“唔使讲到喫饭，今日就算係饮水都够艰难”的广州百姓。[11]二是愤恨讽刺独裁、内战，鼓舞民众起而反之。“这是神话里的国度/仓内有粮食生霉/仓外有无数饿殍//这是神话里的国度/空气要抽税/阳光要专卖”；[12]“三民煮，煮三民，三民煮得烂如泥；/三民肥的瘦，三民瘦像柴；/三民填炮眼，三民为狼豺，三民煮家硬说‘前世该’！/宋一碗，孔一碗，总裁肚里盛个满。”[13]“中国大火了！/……/放火的倒是四万万的人民//烧死你呀！暴君/连你的遗嘱也要同时火葬，埋在坟墓里的人民/也要爬出来咒骂你呵！”[14]三是表达对中共执政的憧憬和寄望。“勿说伲穷人一世穷，/共产党一到伲挺起胸，/砖头瓦片亦有翻身日，/共产党一到伲运道通！”[15]“时间开始了——//毛泽东，他站到了主席台底正中间/他站在飘着四面红旗的地球面底/中国地形正前面/他屹立着像一尊塑像……”。[16] 就小说和剧本而言，港版《文艺生活》上相关文本的文学题旨主要表现为两点：一是表现国民党政府、官员、军人对百姓的欺压以及相应的群众的反抗，一是表现共产党政府、官员、军队对百姓的爱护以及群众的拥护。前者如沙汀《催粮》(光复版第7期)、海兵《借粮》(海外版第14期)、陈残云《兵源》(海外版第13期)都揭露了国民党为了内战粗暴地进行征粮、征兵而逼得百姓无法存活的社会现实；陈残云《救济品下乡》(光复版第9期)、楼栖《枫林坝》(海外版第16期)、于逢《一个军人》(光复版第8期)以及瞿白音的剧本《南下列车》(海外版第14期)则描写了内战发生时国民党的乡长、军人对百姓的欺压，以及大溃败时国民党上至立法委员、部长、集团军副总司令，下至伤兵各色人等成为丧家之犬的心态和行为。而蒋牧良《余外婆》(光复版第16期)则讲述了一个被称为“余外婆”的老好先生——一个镇上的国民学校的校长觉醒的故事。孟超《鼻子》(光复版第17期)写的是一个热情、有正义感的青年新闻记者阮放冲破各种阻力终于将重庆学生为反内战、反饥饿而举行罢课的消息报道出来的故事。后者如林柳杞《自从死了黑煞神》(光复版第10期)、伯子《十五只杯子》(活报剧，海外版第10、11期合刊)、岳野《人人说好》(独幕剧，海外版第16期)、楼栖《新破镜重圆记》(南方采茶戏，海外版第17期)以及丁波、林韵《姊妹献粮》(秧歌剧，海外版第20期)都表现了共产党军队对百姓的爱护以及百姓对其的拥护和爱戴。林柳杞《自从死了黑煞神》写的是一个八路军和老百姓围绕一头黑猪发生的喜剧故事。小说笔调轻松幽默，尤其表现在描写炊事员李叫好抓猪以及“黑煞神”死后油醋店老板杨寿康的心理活动上。小说令人啼笑皆非的结尾也让人们对国民党与老百姓的关系有了深入的认识。而直接将国民党和共产党对百姓的不同态度进行对比、构思成章的是岳野《人人说好》。剧本处处使用对比手法，使得国共军队对百姓截然不同的态度清晰呈现。 左翼文人创作的文学主题还包括表现农民和地主的矛盾冲突。这些文本除了周而复《春》(光复版第10—13期)成稿于抗战胜利前夕，描写解放区的农民(阎争先、陈五儿等)如何在政府帮助下和地主徐绍堂(绰号坏莞豆)在减租减息的斗争中取得胜利。其余文本都是在国共内战期间写成，以国统区农村和农民为描写对象，并以表现农民和地主的残酷斗争为主旨。如《卢大爷回来了》(碧野，光复版第6期)、《田家乐》(沙汀，光复版第14期)、《逼上梁山》(温涛，独幕剧，光复版第15期)、《老坑松和先生秉》(华嘉，海外版第5期)、《一个最后的男子》(岑砧，海外版第10、11期合刊)等等。 以新文学史的视野来观照港版《文艺生活》中的上述文本，我们发现，左翼文学力量所主导下的战后香港文学——无论是用诗歌来向内地的隔空“喊话”，还是用小说和剧本去表现国共斗争(占多数)和地主农民斗争，其实都指向表现不可调和的阶级矛盾，即无产阶级和地主阶级以及与封建地主阶级有着千丝万缕联系的资产阶级的矛盾。战后香港文学所呈现出来的这种浓厚的政治性特点正是20世纪50年代开始的新中国文学所具有的特质。在洪子诚根据“权威文学评论”和“各次文代会对创作的总结性评述”所列举的50—60年代的21篇代表小说中，[17]以表现国共阶级战争和建国后农村阶级斗争为题材或背景的有16篇，占了76％。④50—60年代小说对阶级矛盾的重视正是代表左翼文学在战后香港的延续和拓展。战后香港文学是左翼作家在理论和创作上为推行延安文艺整风所确立的“文艺新方向”——为工农兵服务的无产阶级文学之后所取得的成果，而50—60年代的文学则是进一步巩固延安“文艺新方向”、建设社会主义文学的一个起始时期和重要阶段。二者所带有的浓厚政治性是一以贯之的。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