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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读者来信”地位的变化看，国家政治话语引导下的媒介构建是紧随主流话语的转换而转换的。 “历史受害者”与读者默契地重建历史叙述。1978年中国作家协会“委托”《人民文学》杂志举办“全国优秀短篇小说评选”的活动，实际是一次“国家行为”，“其初衷可能是为了对抗长期来对文学界只有打击、整肃，没有鼓励、嘉奖的恶劣现象”。(28)中国作协党组感到各杂志社各自为政，对文学事业的发展不利，便加以规范，统一由中国作协主持评奖活动。由茅盾、周扬、巴金等23人组成的评委会的“全国权威性”已毋庸置疑。这个“文革”后劫后余生的评委会名单除却尚未平反昭雪的胡风、丁玲、沈从文、艾青等之外，当时国内最重要的文学人物可以说悉数到场。“历史受害者”的身份和意识，作为一种不由分说的文学评价标准被带入解放后首届文学评奖活动中。由“受害者”身份和意识生成的文学评价标准决定着新时期初期文学的基本面貌和走向，同样厘定着读者审美接受的趣味和取向，评委的主流意愿和读者的主观愿望相合，直到1985年寻根文学兴起后才出现抵牾。早期的“读者来信”大都与评奖刊物、中国作协社会诉求的期待效果是一致的，可见意识形态不仅深入到读者的私人领域，而且以“读者来信摘编”的反馈强化了机构、制度的思想表达。这是评委、读者共同“以文学的名义”而重建的历史叙述。 “行政色彩”部分地牺牲了评奖的民主性。1979年后的各届评奖跟随形势一直在变化和调整。1981年短篇小说评选委员会“主任”换成巴金，“副主任”为张光年(中国作协党组书记、书记处常务书记)；1982年不变；1983年评委会出现大改组，巴金、丁玲、冰心等老作家基本换掉，也不再设“主任”、“副主任”。老班底除保留王蒙、冯牧、张光年、草明(《人民文学》编委)、葛洛等五人外，都是崭新面孔：阎纲、徐怀中、谌容、崔道怡、蒋子龙等；1984年又恢复了“主任”制，主任是王蒙、副主任为葛洛，委员中增加了李希凡、束沛德。这份名单的变化值得注意的是：作协各级机构负责人、社科院文学所负责人的加入，虽然因较多接触第一线作家和新作品而扩大短篇小说入选作品的视野范围，促进了新时期文学向着多元化的方向发展，不过行政色彩也在无形中增加，扩大大牌杂志和文学组织的权力的结果就是部分地牺牲这个奖项最初设计的“群众性”、“民主性”。1978年的获奖作品中，首发自《人民文学》的就有12篇之多，几乎占了得奖总数25部作品的一半。直到1984年，首发自《人民文学》上的获奖作品有7篇(获奖作品共18篇)，情况仍然没有改观。它们实际已奠定了日后“茅奖”、“鲁奖”的组织格局。这种由行政带文学的特色，不失为80年代文学的特色。 文学接受既是对作品本身的个性化丰富，亦是对读者内在阅读、审美心态结构的重塑与认读。但我们回顾“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的“读者来信”，却不能不质疑其受意识形态规训“集体”状态——由“历史受害者”和具有行政色彩的隔机构负责人统领下的“集体无意识”。如果依照伊瑟尔的说法，有关“评奖”读者的阅读是所谓“忘记日常自我的阅读”，“一个具有强烈的意识形态信念的读者很可能是一个不合格的读者”(29)。尽管他们的阅读是真实的、与作品建立了“活的联系”并试图实现对“世界的揭示”的阅读，但这背后依然受控于国家政治话语的引导。 在中国当代文学的发展史上，文艺政策与文学制度的变更对文学发展具有强大的制约作用，而这种自上而下的文化权力的贯彻，又往往通过文学期刊、文学出版机构的中介环节，迅速传达、渗透到创作主体、接受主体的文学实践之中。1978年开创的“全国优秀短篇小说评奖”是当代文学史第一次真正的“文学评奖”。领导评奖的两代老作家，既是历史的受害者，也是历史的重建者。鉴于文学流派和主张还没有兴起，所以1978年至1984年全国性的“文学评奖”承载着文学政策、文学思潮、文学评论和导向的多种角色，对那个时期的文学创作产生了重大影响和引领作用，尽管其时的“读者”“读者来信”还存有诸多可资“辩难”之处，但他们毕竟是以一种青涩却激情的方式集体亮相了。当1985年“寻根文学”兴起，流派竞争打乱在力图重建新的“文学制度”的时候，这种由中国作协主导的全国性文学评奖所产生的示范性作用不复存在，全国性读者对作品的簇拥也便随之消散。“读者”在后来数年里的品位不再整齐划一，“读者来信”的地位也在不同的评奖中千差万别。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