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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读者来信”实践着重建新时期文学秩序的一种努力 观察一个年代的文学舆情，“文学评奖”是重要窗口，尤其是对1978年至1984年这段“文革终结”和“改革开放启动”的中国社会转型时期文学来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的评选是中国当代文学重回文学轨道的序曲和重要一环。为了证明评奖的公正、客观及广泛的社会参与性，“读者来信”便成为这一环中的重中之重。评奖后的刊物选登了部分“读者来信”，读者对小说的社会效果、作家主体、典型人物，作品对读者本身所起的激励作用等做出了原生态的热情评价。可见作品好坏的决定权不只在作者，读者同样是其意义生成的有力支撑。 从评选的程序看，读者已然是评选的重要的关卡，也是体现政府艺术民主的重要标志。在当代文学的发展史中，“读者的意见往往被高度重视……其批评与期待会给作家造成强大的压力……”(16)文学承担的社会历史使命越强大，它离读者的接受就越贴近。将读者的接受程度视为作品成功与否的观测仪，在当代文学史上是有着政治历史渊源的。读者的意见代表的是人民群众的意志，早在1936年毛泽东进驻延安之前，“大众”二字就已进入他的文艺口号，他在文协大会上明确要求到苏区来的文艺家们发扬“苏维埃的工农大众文艺”，指明了文艺的服务对象和服务目标。1942年，毛泽东《讲话》中的“文艺为人民大众”，理所应当地成为他对新中国文化构想之一。建国初期的《文艺报》《人民文学》《解放军文艺》《长江文艺》等一批重要文艺报刊，均开设有“读者中来”“读者讨论会”“读者论坛”“读者评论”等栏目，以给“读者”言说的话语空间。茅盾在1953年第二次文代会的发言中说，“过去和文艺作品没有接触或很少接触的劳动人民今天已成为文艺的基本读者和观众了。广大读者不仅热情地关怀和支持作家的创作活动，并且认真地监督了我们的文学活动，来自读者的意见不但很快，而且非常热烈和尖锐。我们的作家和各个文学刊物的编辑部经常收到大量的来信，对作品提出了宝贵的意见。”(17)只可惜，在接下来的20多年里，这繁荣的言论空间数次被中断，文学工作由行政方式和评论方式决定，作者不敢写、读者不敢说，不求有功、但求无过的心理状态钳制了文学的话语表述。 从评选章程的确立看，《本刊举办一九七八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评选启事》中公布的“评选方法”是：(评选)“采取专家与群众相结合的方法。热烈欢迎各条战线上的广大读者积极参加推荐优秀作品……最后，由本刊编委会邀请作家、评论家组成评选委员会，在群众性推荐与评选的基础上，进行评选工作。”(18)茅盾先生《在一九七八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评选发奖大会上的讲话》中说：“这次优秀短篇小说评奖活动，的确是空前的，过去没有做过的。这工作只有在打到‘四人帮’之后，才有可能搞起来。”(19)点明了文艺摆脱集权专制开始走向人民、走向读者的转变。该次及其后数次评奖中，无论从行政组织者的角度还是从具体执行者的角度，“读者来信”的溢美之词都成为获奖作品的重要参考。1979年第4期的《人民文学》，荒煤、草明、袁鹰等几乎所有的老作家在文章里都提到了群众选票、粉碎“四人帮”、人民民主等问题。不仅章程的确立，对“读者来信”的重视在评奖执行过程中也有体现，如巴金“在一九七九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评选发奖大会上的讲话”中说，“从全国四面八方，一共投来了二十五万多张选票，推荐了两千多篇作品。经过评选委员们多次认真地分析、讨论、协商，选出了现在公布的这二十五篇。”(20)得奖作品的绝大多数也确实是群众呼声极高的作品，比如各届获奖作品的“状元”：《班主任》《西线轶事》等，都是在发表之后、评选之前就已经脍炙人口了。《一九八一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评选启事》比前几年沿用的“启事”略有改动，虽然明确强调“真实地描写各条战线、各种各样的社会主义新人的动人作品”是“尤所欢迎”的，但在这一句前面依然是重视“在群众中反应较好、影响较大的作品”(21)。评奖中来自文学界内部的声音也强化了“读者”的力量，评委、编辑纷纷重新看重“读者”的态度，“人民是文艺工作者的母亲……任何时候，我们都不能脱离同人民、同生活的联系”(22)，这不仅是重视文学社会效应的体现，更加促成了读者向着文学秩序的回归。 从“摘编”的实质看，“读者来信”实际上是一种编辑行为，是编辑文艺思想的延伸。编辑是较早地接触作品的人，作品得以发表是要归功于编辑的。但作品发表后能否得奖，却需要编辑和多方力量博弈、磨合。“读者来信”是第一关，编辑择优推荐是第二关。巴金在1982年颁奖大会上特意提到了编辑的作用：“听说这次大会邀请了部分编辑同志参加，我感到很高兴。这说明编辑的劳动正在日益受到尊重。”(23)在《人民文学》当了42年编辑的崔道怡回忆1977年以后的几年间，“天地人与真善美，正式回归文学本身，编辑也才得以从容发挥本职功能。他们介乎作家与读者间，起着‘纽带’和‘桥梁’作用。既代表读者纯正地审美，又协助作家出色地创美，兑现作家的价值，满足读者的需求。这一点，在当时，得到了有关领导、诸多作家和广大读者认可。”(24)编辑在评奖过程中有两大无法被取代的贡献：摘编“读者来信”；直接参与作品评定。 历史上的“读者来信”不乏编辑“做”的痕迹。“十七年”时期经常有编辑为了阐述自己的观点化名写“读者来信”的先例，比如冯雪峰化名“李定中”批《我们夫妇之间》的写作意识；比如《文艺报》由“王戟”和“苗穗”两位“读者”最早启动批评胡风，而他们的真实身份是报社的编者。“冒牌的读者来信也常因编辑部为有效引发或参与某一文艺问题的讨论而起。”(25)这样的情况在短篇小说评奖中并未较多出现，编辑更多地以“摘编”来信的方式将自己的喜好巧妙植入。有的编辑有先见之明，在作品得奖之前便完成了“造势”。有的“来信”是在评奖尚未开始选拔的时候刊登的，连篇累牍；有的读者来信虽是在评奖时候发表的，但这是一种编辑行为，他可以在数十万来信中选择恰到好处的语言“为我所用”。1978年第2期的《人民文学》以《欢迎〈班主任〉这样的好作品》为题刊登了5篇读者来稿，共7页。评奖启事发表在该年第11期；1980年第7期《人民文学》的“读者之页”以《读者欢迎〈西线轶事〉》为题发表了关于《西线轶事》的16篇读者来信摘录，读者一致反映小说的真实、感人。虽然是“选编”，也有3页篇幅，评奖是在次年4月。该小说果然是1980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评选的第一名。周立波在“短篇小说座谈会”上说，“好作品要推荐。作家都是从杂志里出来的。作家的出道，靠杂志，也要靠选集、靠评论家。”(26)事实证明，评奖确实发现、扶植了新人，仅前四届的评奖中就有喻彬等13位作家以处女作获奖。 编辑在对待具体作品、具体的“读者来信”时也有左右为难的情况，这就需要他们的慧眼与胆识做出公正地、符合文学标准、遵循历史发展立场的判断。编辑、评委对作品并非没有争议，只是要看支持的和反对的哪一种声音更合情合理些，哪一种评定更具备评价话语权威。崔道怡“小说评奖琐忆”系列中有一篇文章简单记录了评选1980年优秀短篇小说奖的过程。其中争议最大的是《被爱情遗忘的角落》。张光年主持会议，提名这篇小说，说自己“看了两遍，开始很感动，认为它写得相当有深度”。“两个月后重看，又觉得作者写的是角落里的角落，没有接受一点新生活的光照，取材太从稀少事物着眼”(27)，但后来这小说还是得奖了，虽然排名有些靠后，说明会上的支持者占了上风。《乔厂长上任记》自发表便风波不断，《天津日报》陆续发表批判文章，直指作者“通过小说中人物的言论，对揭批查运动作的总评价”，看了令人“毛骨悚然、不寒而栗”。《文艺报》是肯定这篇作品的，面对不同读者的意见，编辑部撰写评论、召开各方代表参加的座谈会、在《文学研究动态》上发布报道等来公开态度，支持这一“改革文学”的代表作。该小说获得“一九七九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头名，蒋子龙在1983年也成为《人民文学》的“编辑委员”，为论争画上了句号。如上，即便是对作品的争议各方言辞激烈，也不失为艺术民主的进步。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