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以上这些因素综合到一起，应该可以说明这样的一个观点：“读者”来信是真实的，至少在我们翻阅的资料记载中是真实的。信中的字字句句都是那代人思想状况的记录，也是一份珍贵的历史档案。每届评选具体统计的来信数字是真实的；读者的姓名、地址、工作单位是真实的；读者的感想、评判、期冀也是真实的——可这真实的、庞大的、广泛的、内容丰富的读者来信又能说明什么呢?说明那个时期的文学现场是有魅力的?评奖是有秩序的?读者是有审美水准的?或许从来没有哪个历史时期的读者与评奖执行者的看法这样一致，这是历史的巧合?还是文学时代的原因，文学评价的原因，作品本身的原因?这就需要更深入地考量“读者来信”。 “真实的”读者所完成的只是对世界局部的、部分的揭示。 在认同“读者来信”真实性的基础上，我们研究“读者来信”就要借助于文学接受理论。接受理论“无言地假定了一种‘既成’读者”，把读者区分为“超级读者”“理想读者”“全知读者”“潜在读者”“好的阅读”等，却没能具体厘定读者概念而将“读者”的外延无限扩大，也并未真正解决各个层级读者间的相互渗透。因此，本文所指的读者(其中不包括评委、编辑、其他作家写给编辑的信)仅为给编辑写了来信，说出自己想法的有自己普通人身份的“普通读者”。接受理论强调文学作品的两个阶段，从作者到作品的创作阶段和从作品到读者的接受阶段。“读者”是文学接受的主体，“来信”是接受反馈的“佐证”，这一阶段所进行的是读者将接受作品的感受落实到纸上的二度创作。作者原有的意向通过语词-事件付诸作品，读者在阅读中凭借“前理解”形成与作品和作者意向的“活的联系”，这种联系原本只能是单向的，因为作品既已发表便是独立的、固化的精神产品，是为读者的各种解释提供的原型。但在特定的文学接受过程中，“读者来信”会使这单向活动得以逆行。读者的态度不仅能够到达编辑，更能直通作者，这就构成了一个完整的循环。我们将就这循环图的每一个环节进行探讨，以寻找“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的“读者来信”特征以及这特征与时代政治的关联。 读者本身存有对文艺作品“先验”的阅读期待，这是与作品发生“活的联系”的前提。不同时代对特定文学作品的需求，总是受该时代读者期待视野的影响和制约。“阅读作为一种艺术有赖于对那被阅读的东西有一个基本的期待”⑨。“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的读者在1978年到1983年的来信中表现出了从被年度形势所笼罩的“集体无意识”到关注日常生活多层面的“美学意识”的轨迹。也就是说，读者的阅读期待是逐渐摆脱对社会热点单一主题的追踪而走向对文学本身的美学赏析的。举例来说，1978年的读者渴求在作品中读到“文革”那段动荡岁月中发生的故事，感动于故事中人的“伤痕”以及背负着“伤痕”的奋进，所以他们只认为满足了这期待的作品是好作品，而对其余表达了更深广的社会历史内容和更深刻的人体本性、更新颖的写作技巧的作品并不买账。1980年的小说并不只局限于对十年浩劫的控诉、揭露、怨悱，有了《灵与肉》这样并不为当时大众读者理解的“唯物论者启示录”；有了运用“东方意识流”全新手法创作的《春之声》，有了关注老年问题，笔法清新优雅的《空巢》。获奖作品中反思小说仍是5篇之重，占到了四分之一；改革小说2篇，中越反击战小说1篇，其余为各种题材。这一年不过是题材、写法向多元扩充的开端。到了1981年，“伤痕”“反思”的写作风潮已不再占据社会心理的重心，关注日常生活的内容便开始成为大多数读者的“期待”。1982年的获奖作品，“反思”内容弱化甚至让人感觉不到，取而代之的是人们日常生活的琐事，不论评委会还是作家和读者的落脚点已悄悄从“历史”移动到“当下”。改革开放风潮已涌进普通百姓家，日常生活哲学取代历史哲学变成文学的中心，这个变化谁都没有想到。1983年并未发放专门的“选票”，那一年获奖作品的题材因素变得更加模糊，史铁生《我的遥远的清平湾》、唐栋的《兵车行》、李杭育的《沙灶遗风》等小说吸引读者的已经不是揭露社会问题的轰动性，而是来自作品也即文学本身的力量。1983年的文学已经在向“正常文学”逐渐回归，1983年及其以后的读者也已经向着“文学”的读者而非“社会问题”的读者转型。文学作品的读者已经要在作品中读出“文学性”而非只醉心于从中寻找宣泄、愤懑以及过去的种种记忆。“改变那种把文学观念作为经济政治发展的附生物的研究方法，而把文学当成人类历史发展的自我肯定。”⑩ 那么，是否这一转型就可以认定读者在走向成熟呢?读者来信是促成文学向着健康、科学方向发展的动力了呢?当然还是不能的。 一方面，在这几年的“来信”中，读者使用的话语表意、思想感怀等展现了高度一致的“前理解”。“前理解”是读者在阅读、理解作品之前所具备的生活经验、书本知识、心理结构等，它是读者阅读作品的必要前提和条件。因个体生存环境、教育背景、性格特征的差异，不同的阅读者是应有着不同的前理解的。“前理解”的储备与作品的主旨越贴近，对读者阅读、接受作品越有利。比如《乔厂长上任记》，评奖中有相当多的厂长投票，当然也有很多的工人，有的工人就这样提出，乔光朴在哪里，能不能叫他到我们厂里来一趟?这里头有许多读者虽然不懂文艺，但他拿作品到生活中去比较。(11)工人喜欢改革题材、农民喜欢农业题材，学生喜欢校园题材、教师喜欢知识分子题材，大都是因为作品写了他们熟悉的生活，他们阅读起来容易理解、容易引出共鸣，但我们在“来信”中看到的“前理解”却不分年龄、不分职业的一致。海德格尔从哲学的角度说，我们对任何东西的理解，都不是用空白的头脑去被动地接受，而是以头脑里预先准备好的思想内容为基础，用活动的意识去积极参与。正是因为那一个时期读者的头脑里“预先准备好的”基础和“活动的意识”是大体相当的——“文革”后的幸福意识使读者缺失正视现实的能力，只能接触到有限的文艺理论使读者文学基本感受能力退化。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读者在审美心理结构上对“英雄”“典型”(“十七年”的红色经典、“文革”时期的样板戏)有着本能的热爱，他们对作品的阅读和感受总带着他们独有的历史时代色彩。因此造成这一个历史时期读者整体“前理解”的一致性。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