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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能够找到的读者来信中(只是编辑选编然后发表的)可以看出那个时代统一的特点：革故鼎新、激情昂扬。几乎是每一封信都写出了对“旧”的厌恶和对“新”的期盼，用词统一、句式一致，甚至是应该体现出读者个性的情感、意志都没有太多的变数，来信中虽然有“我想”“我觉得”“我感到”等用语，但“小我”已经自然而然地被时代洪流的“大我”所涵盖。恰如温儒敏所言：“个人的研究程度不同都会接受意识形态声音的询唤，研究中的‘我’就自觉不自觉地被‘我们’所代替。”(12)众多读者来信中使用频率较高的词明显看出了时代特征：“造反派”“四人帮”“解放思想”“打破禁区”“人民当家做主”“为四化献身”等。多数读者的文学接受都有着政治话语规训的影子。仅以《一九八一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评选读者来信摘编》(13)为例。署名“山西蒲城县体委苏红”的读者说：“八一年的短篇小说不论是在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建设所做的贡献上，还是从体现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取得的成就上……向前迈出了一大步。”署名“北京七○○七厂赵凤山”的读者说《路障》“敢于揭示那些阻碍四化进程的矛盾斗争，勇于探索新时期生活的底蕴和真谛……”等等，这样的用词，这样的语调应该都是某个时期专属的。我们并不否认这一篇篇的读者来信是读者发自肺腑的感言，可以看出当时的他们确实是这样认为、这样抒发感想的。我们只是回望历史的时候依然可见，虽然“思想解放”已是大潮，但读者内在的观念、精神并没有完全摆脱时代政治的束缚，仍然囿于旧有的思想、艺术框架之中。 另一方面，作者提供了越位的“召唤”结构与自认的意义指向，直接导致了读者对作品的解读仅止于故事、形象、情感等表层结构，情、理、意的层次感不强，无法完成对作品“召唤”结构的应答。“召唤结构”是接受美学的术语之一，是作品天然构成的一部分，它是促使读者阅读、理解的灵感机制，作家为读者预留了某些意义空白点，期待、召唤、甚至要求读者个性化地将其填补。“既然创造只能在阅读中得到完成，既然艺术家必须委托另一人来完成他开始做的事情，既然他只有通过读者的意识才能体会到他对于自己的作品而言是主要的，因此，任何文学作品都是一种召唤。……作家向读者的自由发出所谓的‘召唤’，让他来协同产生作品。”(14)重读当年的得奖作品，会发现多数作家都会将话说得很直白很全面，坦荡得不给读者留余地。不仅是剖析式的议论式的语言，甚至是描写式的语言也带有着不容置疑的感情色彩。《班主任》开篇就问：“你愿意结识一个小流氓，并且每天同他相处吗?”然后作者立即给出了确凿的答案：“我想，你肯定不愿意，甚至会嗔怪我何以提出这么一个荒唐的问题。”唐弢先生批评某些作品的写作纰漏：“(《爱情的位置》)不料第三段又是整段的议论。这也不是个别的现象……《愿你听到这支歌》里，第四节、第七节、第十一节都是议论。……至于那段当作心理活动的议论，不在抒情，仿佛是为了点题，所谓‘爱情的位置’就从这里提出。其实人们读了小说之后，即使不加解释，也会知道作者描写的是‘爱情的位置’。删去这段，对小说无损。”(15)作者并没有让读者渐入佳境、心有戚戚，而是很满贯地把这个人展现在了读者面前。如此的写作，作品中需要读者根据自己的想象加以填充的“未言部分”被缩小，读者与作品的交流就是直白地“你说——我听”的过程。 难怪多数“来信”都只谈到了小说的思想性、艺术性、故事情节、人物刻画等，却鲜有对作品“召唤结构”探讨的，这样的阅读就未能实现对作品意义空白的填补。像《春之声》这样被称作“东方意识流”的作品，当年的读者抱怨“看不懂”，可我们今天却很容易将作品剪辑后重组，说明当时的读者并不具备欣赏叙事手法多样的能力。接受美学理论家伊瑟尔认为，文本是一个结构或框架，它充满着各种潜在因素，因而有待于读者在阅读活动中对“潜在”加以具体和充实。按照该理论，作品文本只包含意义潜势，包含着被各种期待视野对象化的可能性。在作者和读者的双重视野中，文学作品的价值取决于创作意识和接受意识的互为因果，作品的好坏、得奖与否，既取决于作家的创作，也取决于读者的阅读品味、欣赏水准。所以，我们对当年“评奖”的“读者来信”不太满意，原因是“召唤”与“应答”是双方面的。作家创作作品中的“空白”应该是前提，然后读者才能对其生发互动，实现与作者的“对话”。回头看去，直到1983年，获奖作品才或多或少地成熟起来(比如《我的遥远的清平湾》《那山那人那狗》)，提供给读者一定的预留空间。成功的文学接受不仅能激活作品隐含的意义，更能赋予作品完整的社会时代、文化人性内涵，以实现对世界的揭示。获奖作品的作者却已经将自己的意向表露在作品中，无须细读式阐释，读者已经能够将其发掘。作者的“越位”和读者对其“越位”的认同导致他们共同完成的只是对世界的一部分揭示。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