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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项目：本文系辽宁省教育厅2014年“辽宁省高等学校优秀科技人才(一层次人才)支持计划”(项目编号WR2014001)中期成果。 作者简介：刘巍，辽宁大学文学院 文学作品的读者来信，是读者在读过作品之后，以第一人称的方式把自己的感想、看法表达出来的信函式写作。它具备诸多功能，其一是直抒胸臆。文学的读者来信有直接的针对性，它面对的是文学作品，是虚拟的非实存的人生故事，所以这“胸意”更多的是读者个体对作品的感想。其二是上传下达。列宁更把报纸的读者来信称之为“最好的政治晴雨表”，关于文学的来信虽说并非是政治政策性的读解，但同样有意识形态的味道在其中，特别是在社会的转型期或某个政治时期的发生发展阶段。其三是佐证意图，编辑的意图，政治大环境的意图，意识形态的意图等。抗日时期的《新华日报》和《解放日报》也都注意用读者来信来传递信息，反映舆论。作家、编辑、读者之间的来往使创作风尚、政策宣传、阅读潮流之间形成循环互证的关系。读者在信中除以某个作品为契机抒发感情外，还会自拟一些与文学相关的问题，提出并分析问题，发表意见和建议，以达解决问题的目的。从实证角度来说，读者来信是比较切实的文学接受反馈，因为它落实到了笔端，并且反馈给了编辑，甚至作者，从而实现完整的交流互动过程。现代报刊滥觞之时，出版界便有了“读者来信”的传统。文学性读者来信与解决生活中实际问题的读者来信相比，有着超越现实生活实在性、功利性的艺术特征，这也使其成为出版界、传播界倾听民众好恶、把脉文学动态的主要途径。“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发轫于1978年，是当代文学以制度的形式确立文学评奖的开端。那么，关于文学评奖的较为集中的“读者来信”与那些自发的、发散的、零碎的来信有哪些不同呢?这一时期的“读者来信”有哪些独有的、无可复制的特征呢?这特征与80年代的文学现场有哪些关联?它是否能够印证文学接受理论的实践条例呢?我们将一一探讨。 一、读者来信的真实性 研究读者来信，它的真实与否的问题应该放在第一位，如果这一点无法确认，其余的研究都只能是空谈。文学史上不乏编辑、评论家或文艺部门的领导“化名”读者发声，定制“读者来信”的先例。从《新青年》《现代评论》到《文艺报》，作家、编辑、评论家或为扩大杂志的影响，或要引起政府、社会的关注，或试图宣扬某种文艺观念，常常煞费苦心地策划几番争论。这就使本应来自群众的真实呼声的读者来信蒙上了面纱，假借读者的“来信”带有相当强烈的目的性，并不能真实反映读者大众的感想和意见。但在70年代末，“写真实”成为官方、民间、文艺工作者的一致倡导——高扬现实主义大旗，以扫荡当代文学三十年来占据统治地位的假大空政治文学话语。“讲真话”不仅仅是文艺领域的呼声，也是整个民族的向往。尧斯说：“接受的审美理论不仅让人们构想一部文学作品在其历史的理解中呈现出来的意义和形式，而且要求人们将个别作品置于所在的‘文学系列’中从文学经验的语境上去认识历史地位和意义。”①为了探讨1978年以后数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读者来信的真实性，我们需要重返评选的现场，对这一个时期的“读者来信”进行简单的回顾。 从数量上看，其时的读者体现了极强的参与热情。翻阅那几年的《人民文学》，可以得到这样的资料：“1978年的评选，收到读者来信一万零七百五十一件，评选意见表二万零八百三十八份”②；1979年，“一百天内共收到‘选票’二十五万七千八百八十五张，比上次增长十二倍以上”③；1980年，“共有四十万零三百五十三张，比七九年增长近六成，为七八年推荐票数的二十倍，真是盛况空前”④；1981年，“收到三十六万九千一百八十六张”⑤，比上一年度稍有减少；1982年，“收到推荐票三十七万一千九百一十一张，略高于去年”⑥；1983年的评选，没有印发专门的推荐表，但仍收到了二千多件推荐信函，八千多篇次的推荐作品。 读者来信最多的时候有四十多万，几年间的数量呈现出由上升到趋缓的路径。如果扩容进那些读了作品但没有写信的人，这个数字就更加惊人。所有这些读者的热情反响，在今天这个期刊和小说一起被读者遗忘了的时代都是不可想象的，那是文学在80年代辉煌的灿烂回响。 从读者的身份看，几届读者来信表现出了广泛的公共性。以“一九八一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推荐表”为例，表格大致分为两大块：推荐作品的“篇名”“作者”“发表时间及报刊名称”，每份表格可最多推荐5部作品；另一大块是“推荐人”部分，需填写“姓名”“年龄”“工作单位”“职业”。表格虽然简单，却一目了然，推荐人、作品都无需赘言。在1980年第4期的《人民文学》上，署名为“本刊记者”的文章《欣欣向荣又一春》详细记录了该年度的评选活动：“据粗略统计，‘投票’的读者中工人约占百分之四十；其次是学生，超过百分之二十；各级厂矿、企事业单位的干部，接近百分之二十；特别令人钦佩的是，中学教师对文艺作品的社会职能尤为关注，他们踊跃参加评选，竟站投票总数百分之十；其余百分之十为农民、战士和其他行业的文艺爱好者。”“来信”不仅票数很惊人，而且读者的比例分配也值得注意。选票的主力军是工人，从欣赏角度来讲，他们对作品的故事、情节、人物甚至是作家宣扬的主题会较为关注；而教师群体则对作品的“职能”感兴趣，他们是有一定文学修养的文学爱好者，也就较为关注作品的社会功能。读者来自方方面面，对作品有着各自的感想，“来信”也就不会像以往文艺思潮中由评论家“定制”的那样集中于对某一文艺观点的解说。 从来信的内容看，读者对作品的阅读、接受和感悟有着不同的兴奋点。如果把文学接受分成这样几种：情感型接受、评判型接受和理论探讨型接受，那么在短篇小说评奖过程中的来信大多是前两者。情感型接受及其反馈是读者来信中最普遍的表达方式，约占总数的八成以上，这样的信中总会有读者自我的情感体验，将心比心的情绪流动。读者在作品中看到了自己镜像式的照影，这感同身受的生活经历使他们或者实现对以往经历的抚慰，或者形成对未来生活的向往。读者大都态度真切、言辞诚恳，借作品来说明自己对人生社会的看法。比如《小说选刊》上专门开辟的栏目“读者三言两语”⑦选登的针对1985-1986年获奖小说的来信，就类似的读后感写作： 署名“张家口地区52983部队郭克勤”的读者在信中说他“爱作品中那些精神、品质、情操高尚的人物。……他们使我对自己的懒惰、自私、无所作为感到内疚，也使我奋发向前。”署名“湖北襄阳黄龙区姚岗学校亚蒙”的读者在简单描述了故事后，写他对《豆腐》的感想：“读到此，我心里酸溜溜的、苦涩涩的、辣乎乎的……”还有一读者写“《新兵连》贵在真实”，“虽说看是小说，但是我读完后，感到它就像是真事一样。我印象最深的有两个人：一是‘老肥’，二是李上进。”语言很朴实，写出的是读者亲身感受。 评价型的“读者来信”也不占少数，这样的信件多是表达读者对作品的主题、题材、人物形象，情节冲突等的一些看法。还有较为专业的读者，除探讨作品本身的问题外，还深入全面地探讨文学艺术的美学原理、创作技巧，探讨文艺政策，文学与政治的关系，文学内部的“改革开放”等问题。 1980年第7期《人民文学》的“读者之页”上刊登了一篇非常有深度的读者来信，署名为“河北生涉县鲁申”。读者开宗明义提出“希望多创作一些好作品”，指出当前创作的题材重复问题是“一拥而上”，“某一个作品打破了一个禁区，写了一个事件，于是大家就来凑热闹，非要把这个题材写烂不可。”⑧对于造成这种题材沿袭、“起哄”的原因，来信中进一步指出，“这样的现象从根本上说是缺乏生活的问题”，是由作者没有“生活原型”又不“努力去挖掘自身的内因”造成的。来信不仅提出了问题，而且分析了问题，对作家的写作进行批评的同时又为他们指明了克服缺点的手段。同年第11期的“读者之页”登出了8位读者的来信，从各自的岗位出发，希望作家能够写出反映“新时期里农村生活”“医疗战线”“商业战线”“银行战线”“中学生生活”“教师生活”的作品。来信知识性强、说理严肃，有一定的理论储备，有较高水平的文学水准，可以代表那个时代较为专业的文学爱好者的心声。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