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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坦陈：“我自己虽然非常清醒地知道，小说应该远离政治，起码应该跟政治保持一定的距离，但是在现实生活当中，会出现各种各样的情形，使你无法控制住自己，使你无法克制自己，对社会上不公平的现象，对黑暗的政治，发出猛烈的抨击。”(31)比如在1987年他所写的那部长篇《天堂蒜苔之歌》中，就以非常激烈的态度，对政治进行了干预。他以三十五天的时间，义愤填膺地写出这部为农民鸣不平的急就章。同年冬天，他有感于社会上流传“拿手术刀的不如拿剃头刀的，做导弹的不如卖茶叶蛋的”这么一种说法，以弱势群体的教师为内容，创作了长篇小说《十三步》，替教师说话。1993年，在长篇小说《酒国》中，也有对政治的尖锐批评。他自述道：“虽然用了曲折的笔法，但是作品骨子里还是表现了对社会上的腐败现象、腐败官员的一种深深的愤怒。直到2009年，他在长篇小说《蛙》中，尤其是在最后一章的荒诞剧中，对计划生育造成的社会乱象加以讽刺与抨击。 在这里，莫言显然又回到了鲁迅的又一个文学传统。他想创作一种超越的、闲适的、远离政治的作品，然而，现实的刺激却使他无法躲避、无法逃离。他发现，在这一文学传统当中，也仍然是鲁迅做得最好： ……在这方面鲁迅先生做得最好，为我们树立了光辉典范。鲁迅是五四文学革命的主将，他对社会的批判、对旧的封建主义的批判、对旧文人的批判不遗余力，像投枪、烈火一样。但鲁迅一回到文学创作上来，他立刻又抛弃了口号式、宣传式、活报剧式的那种浅显，立刻直面人心，直视着人的灵魂。他把历史、革命作为背景来描写，他的着眼点，始终围绕那些处在革命浪潮中的人物，写人在革命中的表现、人在革命中灵魂所发生的变化、人在革命大潮中的命运变迁。(32) 具体到文学作品，莫言认为鲁迅的《阿Q正传》之所以能塑造出那样深刻的灵魂，就在于鲁迅掌握了文学的规律，没有像当时一批普通作家那样，写一种非常肤浅的图解革命的小说。而他2001年出版的长篇《檀香刑》，自己也承认“在构思过程中受到了鲁迅先生的启发”(33)。他在小说中，将《檀香刑》写成了一个巨大的寓言，他觉得在人生的道路上，每个人都会在不同的时刻，扮演着施刑人、受刑人或者观刑人的角色。在主题意向上，这与鲁迅反复描写的“看客”心理直接相联。莫言认为，读者在对这三种角色不同心境的感悟中，自然会引发出“对历史、对现实、对人性的思考”。(34) 对历史、现实和人性的思考，自然牵扯到作者的劝惩、教训、启蒙和为人生。莫言对鲁迅文学传统的继承与吸引，自然也是丰富的，多样的。 2006年，也就是在莫言正式提出“作为老百姓写作”口号的五年之后，他在一次与鲁迅研究者孙郁的对话《说不尽的鲁迅》中，对自己的主张进行了反思与修正。“严格地来讲，‘作为老百姓写作’这个说法也经不起推敲。因为目前，你不管承认还是不承认，肯定不是一般意义上的老百姓，跟我家乡的父老，还有城市胡同里的老百姓，还是不一样的。我之所以提出这样一个口号，是基于对我们几十年来对作家地位的过高估计，和某些作家的自我膨胀……”(35)也就是说，他提出这个口号并不是故意要与鲁迅有所区别，故意针锋相对。他仍然觉得无法超越鲁迅，无法摆脱鲁迅的文学传统对他的巨大影响。 不过，他也认为在人生理想与个性、习惯方面，各个作家都会有所不同。他觉得：“有作家是愿意过寂寞生活的，不想参与社会生活，也有的作家非常热心于社会生活，愿意当人民的代言人。我可能介于两者之间。”(36)他认为前者如沈从文，后者如鲁迅，而他则是不前不后。这种折中、调和与公允，也使莫言的文学观念显得更为真切地贴近于文学，贴近于社会。他声称：“我的意思是说，作家还是应该时刻提醒自己，使作品相对地超脱一点。即使要描写政治，最好不要直接去描写政治事件，而应该把事件象征化，应该把人物典型化。只有当作品里面充满了象征，你的人物成为典型的时候，这个作品才是真正的文学作品。否则的话，那些政治内容特别强烈的小说，很快就会时过境迁，价值大打折扣。”(37) 在这段近乎辩证的表述中，我们显然可以发现：其中有着对鲁迅文学传统与经验的借鉴与吸收，同时，也有着他自己个人独特的理解与创新。这应该是莫言与鲁迅文学传统同中有异的方面吧。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