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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所述，我们可以这样来理解与把握鲁迅文学传统的特质与内涵。作为一个具有崇高社会理想的作家，鲁迅是愿意将文学作为武器，倾全力投身于民族与国家的振兴之中的，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也认识到这是“唯心”之论，文学的作用也只能如一箭之于大海；尽管作为一个杰出的文学史家，他深深地知道文学应该少劝惩，少教训，少教化，不过，在风沙扑面的虎狼社会，他又不愿意躲进象牙之塔，而放弃自己的社会担当。为此，鲁迅充满了矛盾和痛苦，满怀着激愤和忧伤。 最后，他将杂文作为自己主要的文学武器，像匕首和投枪，向罪恶的社会发出他的怒吼与控诉。由此，他的启蒙，他的为人生的文学传统，在后来的读者眼中，也愈益显得耀眼与夺目。 莫言比鲁迅小74岁。鲁迅去世19年后，莫言才在山东高密东北乡出生。然而，时间上的差异却并没有阻碍他们在文学传承上的紧密联系。 据莫言自述，大约七八岁时，他就开始阅读鲁迅了。“第一次读鲁迅是上小学三年级的时候。我哥放在家里一本鲁迅的小说集，封面上有鲁迅的侧面像，像雕塑一样的。我那时认识不了多少字，读鲁迅的书障碍很多。……但《狂人日记》和《药》还是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那时我自然不懂什么文学理论，但是我也感觉到了，鲁迅的小说，和那些‘红色经典’是完全不一样的小说。”(21)莫言的大哥管漠贤是上海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的学生，热爱文学，他留在老家的是一本当年十分流行的《鲁迅选集》。而当时正是主题先行、文学中充满政治意味的所谓“红色经典”泛滥的时期，年少的莫言，准确地感到鲁迅的小说是与“红色经典”格格不入的。由此，引起了莫言对鲁迅的热爱与敬佩。 年岁稍长，到“文革”时期，鲁迅的作品更是成为莫言的珍爱之物。“那岁月正是鲁迅被当成敲门砖头砸得一道道山门震天响的时候。那时的书，除了《毛选》之外，还大量地流行着白皮的、薄薄的鲁迅著作的小册子，价钱是一毛多钱一本。我买了十几本。这十几本小册子标志着我读鲁迅的第二个阶段。”(22)那时一个物质条件极其匮乏的时期，饿得连一顿饱饭都难吃上，然而，莫言还是节衣缩食，买了十几本鲁迅的小册子，其喜爱程度可见一斑。“这一阶段的读鲁是幸福的、妙趣横生的。除了如《故乡》、《社戏》等篇那一唱三叹、委婉曲折的文字令我陶醉之外，更感到惊讶的是《故事新编》里那些又黑又冷的幽默。尤其是那篇《铸剑》，其瑰奇的风格和丰沛的意象，令我浮想联翩，终生受益。……一个作家，一辈子能写出一篇这样的作品其实就够了。”(23)对于鲁迅的敬意，溢于言表。 莫言最推崇的是鲁迅的短篇历史小说《铸剑》。他觉得这不仅是鲁迅最好的小说，甚至还是中国最好的小说。“第一次，从家兄的语文课本上读到鲁迅的《铸剑》时，我还是一个比较纯洁的少年。读完了这篇小说，我感到浑身发冷，心里满是惊悚。那犹如一块冷铁的黑衣的宴之教者、身穿青衣的眉间尺、下巴上撅着一撮花白胡子的国王，还有那个蒸汽缭绕灼热逼人的金鼎、那柄纯青透明的宝剑、那三颗在金鼎的沸水里唱歌跳舞追逐啄咬的人头，都在我的脑海里活灵活现。”(24)在空旷的田野上，莫言常常不由自主地如小说中的人物那样大声歌唱：阿呼呜呼兮呜呼呜呼——这是鲁迅的原文；后边是他的创造——呜哇啦嘻啰呜呼。歌声嘹亮、高亢，在莫言的引领下，几乎是半个县的孩子都学会了这歌唱。 对于群星闪耀的中国现代文学，莫言最佩服的是鲁迅和沈从文两位。他直言道：“五四时期那么多作家，也就是鲁迅、沈从文可以称为文学大师。老舍就有点勉强，他的作品良莠不齐。张爱玲也很难说是一个大师级的作家。”(25)当时，他自谦地认为，即使再奋斗二十年，他也不可能达到鲁迅的水准，而老舍嘛，奋斗二十年，可能与他有些作品一样好。他对鲁迅有着真切的了解与认识。“鲁迅一直是我们的榜样，但被误解甚多，长期被当成棍子打人，其实，那些把鲁迅当成棍子的人，正是鲁迅深恶的。”(26) 1988年，他在给张志忠所著《莫言论》所作的“跋”中，披露了一段他抄在红皮本子上的鲁迅语录，以此作为他对文学的理解：“……文艺是纯然的生命的表现，是能够全然离了外界的压抑和强制，站在绝对自由的心境上，表现出个性来的惟一的世界。忘却名利，去除奴隶根性，从一切羁绊中解放出来，这才能成为文艺上的创作。必须进到与那留心着报章上的批评、算计着稿费之类的全然两样的心境，这才能成为真正的文艺作品。因为能做到的仅被心里燃烧着的感激和情热所动，象天地创造的曙神所做的一样程度的自己表现的世界，是仅有文艺而已。”(27) 这段被莫言作为座右铭抄在红皮本子上的鲁迅语录，莫言说是出自鲁迅翻译的一位日本文艺理论家之口，在他心灵深处感到“真是好极了”。在这段座右铭中，文艺是一种超越于名利、教化的纯然的生命表现，它不能算计“稿费”，也不必留心报章上的批评，而应该是“全然离了外界的压抑和强制”的自由心境的结晶。我们发现，被莫言奉若至宝的这段文艺隽语，是无功利的，非工具论的。在莫言文学观念的形成中，他吸收的是鲁迅文学传统中的一个方面。它不是启蒙的，也不是为人生的，而是“从一切羁绊束缚中解放出来”的纯正态度。 循此思路，莫言进而还思索起鲁迅作品的优劣，进行着高下之分。 他感到：“……鲁迅是一个伟大的思想家，但是鲁迅这种伟大的思想是和他的小说不太相配的。鲁迅后期的杂文中的思想锋芒，看问题的透彻深刻，应该是超越了他前期小说的思想水平的。但由于种种原因，鲁迅没有写出和他后期思想相匹配的小说。”(28)他认为，伟大的小说都是思想大于形象的，作家未必要先成为一个哲学家和思想家才可以写作。他反问道：沈从文的思想先进、深刻吗?张爱玲的思想先进吗?深刻吗?然而，他们不都是照样取得了辉煌的成绩吗?他进一步断定：“鲁迅不适合写长篇小说，就是因为他太有思想，思维太清楚了。长篇小说需要一种模糊的东西，应该有些松散的东西，应该有些可供别人指责的地方，里面肯定有些败笔，有些章节可以跳过去。”(29)鲁迅早在20年代中期就曾有创作长篇小说《杨贵妃》的打算，然而直到去世仍未动笔，原因肯定多样，但莫言指出的鲁迅过于深刻的思想，应该也是主要原因之一。对于历史小说集《故事新编》，莫言认为其中有《铸剑》那样极为出色的篇章，然而也有“败笔”：“他经常把一己的怨怼，改头换面，加入到小说中去。如《理水》中对顾颉刚的影射，就是败笔。……油滑和幽默，只隔着一层薄纸。”(30) 有发自肺腑的崇拜，也有自己冷静、清醒的分析，鲁迅文学创作中的经验与教训，构成了莫言在继承与接受时的重要借鉴。 不过，对于同样也生活于纷繁复杂的现实生活中的莫言来说，他想始终保持文学上“绝对自由的心境”，其实也是不可能的。在这里，他也势必面临与鲁迅一样的困扰。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