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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说鲁迅文学观念的丰富性和复杂性。 由于“极左”路线时期对鲁迅长期的美化与神化，在人们一般的观念之中，鲁迅就是一个战斗者的形象，他的文学观念无疑是革命的、启蒙的，是为人生的。然而，通读《鲁迅全集》后你会发现，其实鲁迅的文学观念是极为复杂的、矛盾的。⑥ 在各个不同时期，鲁迅的文学观念就有不同的内容。20世纪在日本仙台医专留学时，是鲁迅“启蒙”文学观念形成的起点。他曾这样自述：“我们在日本留学的时候，有一种茫漠的希望：以为文艺是可以转移性情，改造社会的。”⑦这种热情，促使他翻译了《域外小说集》等一批被压迫被迫害的弱小民族的文学作品。到“五四”时期，他怀着毁坏“铁屋子”的希望，一发而不可收地创作出了《呐喊》、《彷徨》中的二十余篇小说，并由此奠定了他在中国现代小说史上的旗手地位。由于《狂人日记》、《孔乙己》、《药》等小说长期收入我国中学语文课本，影响了一代又一代的中国人；而在“五四”时期，又是鲁迅为人生的启蒙文学理想最为淋漓尽致地实践的时候，因而，人们便似乎形成了一个共识，那就是鲁迅的小说是启蒙的，是改造国民性的。1919年，他在一篇文章中写道：“我们所要求的美术家，是能引路的先觉，不是‘公民团’的首领。我们所要求的美术品，是表记中国民族智能最高点的标本，不是水平线以下的思想的平均分数。”⑧“引路的先觉”，正是鲁迅对现代作家的要求，以及他对自己的期许。其后，鲁迅对这种启蒙文学观念的表达似乎并未中断，而是时时提起。例如，1933年，他在《我怎么做起小说来》一文中，说得更为明确：“说到为什么做小说罢，我仍抱着十多年前的‘启蒙主义’，以为必须是‘为人生’，而且要改良这人生。我深恶先前的称小说为‘闲书’，而且将‘为艺术而艺术’，看做不过是‘消闲’的新式别号。”⑨ 以上论述难免给后来的研究者造成一种错觉，认为鲁迅是一个彻底的文艺工具论者，他是始终不渝抱定“为人生”、“为启蒙”的小说主张的。 然而，其实不然。 尽管我们可以在“五四”新文学运动高涨时期，发现鲁迅是一个启蒙主义运动的热情鼓吹者与倡导者，不过，时隔不久，在“五四”运动退潮时，他的热情便大大地衰退了，以致由原先的大声“呐喊”，转而变为疑虑重重的“彷徨”。他当时的感觉是：“一首诗吓不走孙传芳，一炮就把孙传芳轰走了。自然也有人认为文学于革命是有伟力的，但我总觉得怀疑。”⑩与前几年“引路的先觉”的自负与自许相比，现在的心境又何止是判若云泥!1927年，他在广州所作的一次有关文艺与革命的演讲中，这样袒露着他对于文艺功能的认识：“在这革命地方的文学家，恐怕总喜欢说文学与革命是大有关系的，例如可以用这来宣传，鼓吹，煽动，促使革命和完成革命。不过我想，这样的文章是无力的，因为好的文艺作品，想来多是不听别人的命令，不顾利害，自然而然从心中流露出来的东西……”(11)这种对文学“无力”感的认识，并不是一个孤立的例证，而是在“五四”退潮直到他去世时经常流露出来的一种情绪。对于“左联”倡导的无产阶级文艺，他感到：“……先前原不过一种空喊，并无成绩，现在连空喊都没有了。新的文人，都是一转眼间，忽而化成无产文学家的人，现又消沉下去，我看此辈于新文学大有害处。”(12)至于“遵命文学”，更是令鲁迅不堪：“……以我自己而论，总觉得缚了一条铁索，有一个工头在背后用鞭子打我，无论我怎样起劲地做，也是打，而我回头去问自己的错处时，他却拱手客气地说，我做得好极了，他和我感情好极了……”(13)甚至，在鲁迅先生临去世前不久，他在写给许广平的遗嘱中还这样交代：“孩子长大，倘无才能，可寻点小事情过活，万不可去做空头文学家或美术家。”(14)在这里，尽管明显有着他对三十年代乌烟瘴气的文坛乱象的愤激之意，一种难以抑制的情绪化表达，然而，同样不可否认的事实是，他在此对文艺的启蒙功能、教化功能已经大大消隐了，乃至彻底失望了。 一个令今天的读者颇觉困惑的问题是：既然如我们的研究所显示的那样，鲁迅的文学观念是复杂的、混合的，并不是那么单一的、明净的，那么，在绝大多数的读者心目中，为什么仅仅只留存下一个为人生的、启蒙的鲁迅先生的形象呢?为什么一提起他，人们总会首先想到勇于担当、改造国民性的鲁迅呢?原因自然是多方面的，但归纳起来无非是以下两点：一是前面提到的，鲁迅文学创作的辉煌时期正是他抱定文学启蒙主张的人生阶段，他的代表性名作如《阿Q正传》、《狂人日记》、《药》、《孔乙己》等等，都是创作于这一时期；二是在长期的革命战争时代和建国后相当长一段时间的文艺为政治服务的阶段，人们对鲁迅的学习与宣传进行了过于片面化的引导与发挥，以致这种影响短时间内仍然无法完全消除。而这，自然极大地影响到人们对鲁迅文学传统的理解与接受。 其实，对于鲁迅文学传统的准确把握与认识，还有另外一个极佳的角度，那就是研究鲁迅的文学史观，具体地说，就是他的小说史观。 与现代文学中其他大师不同的是，鲁迅还是一位非常出色的文学史家，中国古代小说史研究的重要开创者。他的《古小说钩沉》、《中国小说史略》、《汉文学史纲要》等编著，显示了他扎实的古典文学功底与清晰的文学史观。他对文学的功能、价值与作用的认识，在其中有着真实的记录。 在《中国小说史略·唐之传奇文》一篇中，他认为唐传奇是中国小说史的辉煌部分。“小说亦如诗，至唐代而一变，虽尚不离于搜奇记逸，然叙述宛转，文辞华艳，与六朝之粗陈梗概者较，演进之迹甚明。”(15)在鲁迅的心目中，“传奇者流，源盖出于志怪，然施之藻绘，扩其波澜，故所成就乃特异，其间虽亦托讽喻以抒牢愁，谈祸福以寓惩劝，而大归则究在文采与意想……”(16)在这里，显而易见的是“叙述宛转”、“文辞华艳”和“文采和意想”，构成了鲁迅对于唐传奇充满敬意的原因。而到了宋代，传奇中充满教训意味，令人生厌。他在《唐宋传奇集序例》一文中，这样评价宋传奇：“宋好劝惩，庶实而泥，飞动之致，渺不可期，传奇命脉，至斯以绝。”(17)好劝惩，多教训，以致传奇小说中本该具有的“飞动之致”，在宋代渺不可寻，最终，也导致了传奇的衰亡。这种重艺术而轻思想的观念，应该是鲁迅小说史观的基本特色。 在《清小说之四派及其末流》一讲中，鲁迅还这样评价着《红楼梦》、《儒林外史》和清末谴责小说。对于《红楼梦》，鲁迅的肯定是无以复加的：“至于说到《红楼梦》的价值，可是在中国底小说中实在是不可多得的。其要点敢于如实描写，并无讳饰，和从前的小说叙好人完全是好人，坏人完全是坏的，大不相同，所以其中所叙的人物，都是真的人物。总之自由《红楼梦》出来以后，传统的思想和写法都打破了。”(18)对于《红楼梦》这部中国小说史上最伟大的巨著，鲁迅的肯定标准是“如实描写”、“并无讳饰”，至于小说的主题与微言大义，见仁见智，自然无需主观推测。而对于讽刺小说《儒林外史》，鲁迅则认为作者吴敬梓“多所见闻，又工于表现，故凡所有叙述，皆能在纸上见其声态；而写儒者奇形怪状，为独多而独详。”(19)在此，鲁迅对它的推崇是在于“变化多而趣味浓”、“工于表现”和“见其声态”，而并非是作者强烈的社会使命感与讽刺小说本身。至于晚清李伯元的《官场现形记》、吴沃尧的《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等所谓谴责小说，鲁迅先生则认为差得远了。“……描写社会的黑暗面，常常张大其词，又不能穿入隐微。”(20)虽名为讽刺小说，其实已等同于谩骂了。尽管名噪一时，但终不能进入一流文学经典的行列。这是鲁迅小说史观的基本基调。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