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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余论 1930年以后，随着嘤鸣诗社的凋零，中日嘤鸣、浩然两社诗社合并为以文社，虽也时有雅集唱和活动，但已大不如前。1931年后，日本大举入侵东北，更于1932年扶植伪满洲国，《辽东诗坛》自是年第77期始，发表的诗社诗友作品大大减少，刊物文学性减弱，逐步沦为政治鼓吹之刊物。《辽东诗坛》的这种消沉，与此一时期中国旧体诗词创作的繁荣形成了鲜明的对照。⑩ 从现代报刊刊发旧体诗歌作品的历史演变来看，《辽东诗坛》是诗词报刊经历了20世纪初诸彩纷呈的报刊繁荣阶段之后，进入专业化阶段的产物。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它与《青鹤》、《同声月刊》等诗词刊物有着共同性，然而由于东北地域性及日本殖民扩张等历史特殊性影响，《辽东诗坛》更成为报刊诗词专业化时代的一个特殊存在。作为现代东北第一份诗歌专刊，《辽东诗坛》是在大连中日诗人的诗歌发表阵地，这至少对于了解1920—1930年代大连乃至东北古典诗歌创作情况和文学文化价值有着重要的史料意义。 内藤湖南认为：“日本文化是东洋文化、中国文化的延长，是和中国古代文化一脉相承的。”[17]即便是近代以来，“由于西化加剧，日本文学对中国文学的摄取转入低潮，但是中国古典文学的传统，却继续深深地影响着明治以来的日本近代作家”[18]。这充分说明了东亚文化圈中，传统文化在各国存在的稳定性。从东亚文化交流的历程和发展来看，中日诗人之间的诗歌唱和传统源远流长，《辽东诗坛》在1920—1930年代的出现，正是这一传统的现代延续。在这样的意义上，《辽东诗坛》便成为一份完整记录中日诗人在现代语境中利用古典诗歌这一传统形式进行交流的典型样本，如果将这一样本，放置在复杂的中日关系背景下，放置在当今世界东方文化和文明的价值再次显现的时代环境中，则《辽东诗坛》的意义便不限于此了。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