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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辽东诗坛》上中日诗人的交流 《辽东诗坛》作者中计有日本诗人589名，中国诗人494名。⑦中国诗人方面几乎囊括了其时中国诗坛的重要诗人，而日本诗人方面虽参差不齐，但仍有一些在日本近代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的诗人，可以说，《辽东诗坛》展现并且极大地促进了中日诗人间的交流。 《辽东诗坛》上中日诗人交流的一种重要的情形是两国著名的诗人、学者间的交流。比如日本著名学者长尾甲、内藤湖南、狩野直喜(君山)等人，他们与中国诗坛、学界有着密切的关系。 长尾甲通称长尾稹太郎，1902年移居上海，与吴昌硕为诗友，并入西泠印社。长尾与郑孝胥、罗振玉等人多有交游。内藤虎次郎曾九次来中国，与罗振玉、王国维、严复、郑孝胥、张元济等中国学者皆有交游，是日本汉学“京都学派”的创始人之一。1927年，王国维自沉昆明湖，《辽东诗坛》刊发了多位日本诗人、学者的悼念诗文，其中包括京都学派的巨擘狩野直喜、内藤湖南以及长尾甲等人的作品，从中可见中日诗人交流的情况。 《辽东诗坛》上的中日诗人交流，还有一种重要的情形，就是中日诗坛、政界要人行经东北、大连时，《辽东诗坛》诸诗人为之举行的迎送雅集。比如，1924年汪精卫到大连和1926年日本前首相清浦奎吾访华时，在连中日诗人即举行了迎送雅集。 《辽东诗坛》从1924年第1期便刊发汪精卫作品。1924年11月，汪精卫到大连。在连诗人雅集欢迎汪精卫。1925年第4期专发《汪兆铭氏欢迎诗稿》，首篇为傅立鱼(西河)诗《中华民国十三年十一月二十五日。汪精卫先生赴北京途次，路经大连，特约集嘤鸣、浩然两社同人，开欢迎诗会于登瀛阁，即席志赠即呈精卫词宗斧正》，并有荒木天空、原田恕堂、张君度、林酸叟、水木豁堂、王健堂等人的作品。1926年，张作霖打败冯玉祥后入北京，东北对日本态度趋强硬。清浦奎吾受命来华，考察中国政府对日态度，与梁启超等中国文人皆有接触。清浦奎吾1924年出任日本第23任首相，1907年受封子爵。[14]清浦到东北后，在连诗人雅集欢迎，《辽东诗坛》1926年第17期刊发《奎堂子爵欢迎雅集诗稿》，当中有黄越川、毕大拙、李文权、原田恕堂、立川卓堂、荒木天空、福田象外、和多野姑洗、阎稻农、上中剡溪、吉川铁华、杨凤鸣、王健堂、杉原游鹤、傅立鱼、圆山太岭、许学源、金念曾、吴遯叟等中日诗人的作品，可见当时诗人交流之盛。 《辽东诗坛》的刊行与1920年代旅大地区中日文士萃集密切相关。吴宓在其日记中说：“大连之中日人士，有诗社之组织，月出《辽东诗坛》一册”[15]，正是此谓。《辽东诗坛》上中日诗人的交流更多的是这些诗社当中、诗社之间的雅集、诗钟等诗歌唱和活动。有学者指出，其时大连诗社中影响最大的是嘤鸣社和浩然社。⑧在嘤鸣社和浩然社全盛时期，两社诗人经常雅集唱和，切磋诗艺，《辽东诗坛》作为浩然社主办之刊物对嘤鸣、浩然的雅集唱和多有记录。其中，尤其值得关注的是两社诗人对苏东坡的偏爱。 与江户时代日本文坛排斥宋诗的风气不同[16]，受中国诗坛宗宋诗风的影响，同时也受中日诗歌交流中“寿苏会”传统的影响⑨，两社诗人对苏东坡情有独钟，年有东坡生日雅集活动。在《辽东诗坛》创刊之前，东坡生日雅集由田冈正树倡起，已活动有年。1925年以后，《辽东诗坛》连年刊发两社雅集之诗作，直至《辽东诗坛》第42期刊发《嘤鸣社东坡生日雅集诗稿》。其时，嘤鸣社诗人凋零，1929年3月《嘤鸣社东坡生日雅集诗稿》序中说：“嘤鸣诗社，诞生于连滨，已有年矣。社中同人，谢世者有之，离连者有之。一时颇有寂寞之感。”所以，1929年12月29日虽仍有雅集活动，《辽东诗坛》第53期也刊发《大苏生日雅集诗稿》，但在这次雅集中，嘤鸣、浩然两诗社合并，成立以文社，连滨诗事，已远非昔日可比。田冈淮海曾在《辽东诗坛》第53期《诗坛漫笔》栏《大苏生日雅集》纪事中回顾九年前倡起东坡生日雅集之盛事，更谈及当前两诗社人物或物故或离连后的寂寥状态。随着日本于1931年大规模入侵东北，黄伟伯等人离连南归，田冈淮海亦垂垂老矣，此类雅集便盛事难再了。不过，嘤鸣、浩然两社对苏东坡的推崇，影响很大。在《辽东诗坛》上，除上述东坡生日雅集活动外，多有以东坡为题的诗作发表，便是此种影响的产物。 《辽东诗坛》刊载在连中日诗人之间结社唱和的雅集活动较多，却也并不限于在连诗社。如1927年第19期《辽东诗坛》发表田冈正树《入蜀诗记》、《上海同人欢迎会席上书怀》、《汉口福宫楼欢迎会赋以致谢》等诗作，从中可见田冈正树入蜀之游途中与中国诗人交流的景况。《辽东诗坛》对于在连中日诗人与其时旅居大连的孙宝琦、黄炎培等人的交往均有文章记录，而其刊发的数量众多的欢迎诗稿、挽诗、送别诗等，更可见出当时中日诗人之间交流之频繁。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