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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文艺复兴》的“左翼”色彩被研究者或者视为编辑者兼容并包理念的体现，或被视为在上海文化市场竞争中“出奇制胜”的生存策略。事实上，这忽略了四十年代后期延安文艺精神对《文艺复兴》等民主刊物的潜在规约。延安文艺精神对《文艺复兴》等上海民主刊物的渗透与改造，构成了四十年代后期延安文艺思想逐渐一体化进程的重要环节，也折射出民主主义作家在政治承担与艺术自律之间的斡旋和挣扎。 【关 键 词】：四十年代后期/左翼文学/《文艺复兴》 【作者简介】：郭建玲，浙江师范大学国际文化与教育学院（浙江 金华 321004）、美国杜克大学亚太研究所。 作为抗战胜利后最有影响力的综合性文学刊物，《文艺复兴》近年来受到不少研究者的关注。关注的焦点问题之一是《文艺复兴》发表了丁玲、刘白羽等解放作家的作品。以往研究者将这一现象或者视为主编郑振铎与李健吾兼容并包的编辑理念和气度的表现①，或者视为中间杂志要在上海福州路文化市场的竞争中“出奇制胜”的生存策略②。这些研究从不同角度推进了对《文艺复兴》的理解，但一定程度上忽视了四十年代后期延安文艺精神在上海的传布对《文艺复兴》等中间刊物及广大民主主义作家的规约，从而高估了《文艺复兴》在复杂的政治形势下的自主性和独立性。 延安文艺精神对《文艺复兴》的渗透与规约，除了发表某些解放区作家的作品，还涉及一些更为隐秘也更为复杂的问题，譬如，战后重庆左翼文学界内部整肃内容的传布，郭沫若在上海作为延安文艺精神代言人的角色扮演，胡风的“左倾”青年朋友们在对李健吾等中间作家的批判中发挥的作用，等等。对这些问题的细致辨析不仅有助于更客观地评价《文艺复兴》，也能增进对文学转折发生过程的深入了解。 《文艺复兴》是日本投降后上海出版的唯一大型文艺刊物，也是中国当时唯一的大型刊物。从最初的动议、编辑人选的确定、出版公司的联系，到正式的创刊，几乎由郑振铎一人操办。从刊物创办的整个过程可以看出，郑振铎希望把《文艺复兴》办成一份与政治无涉的纯文学刊物。 抗战胜利初期，郑振铎一度出现过远离政治的念头。这缘起于他在8月22日《中华日报》上读到的两份公开发表的电报。电报由毛泽东起草，以“第十八集团军总司令”朱德的名义致电蒋介石，揭露蒋介石的反革命面目，教育全国人民提高对内战的警惕性。③郑振铎反应强烈，“觉得‘政治’这东西，实在太可怕了。还是做自己的‘本行’为是”，并把这段真实的心情写入了日记。④他的“本行”无非是图书文物，编辑出版，学术研究等，创办《文艺复兴》便是他的本行选择之一。 1945年10月6日，郑振铎为创办《文艺复兴》在家请客，到客均为熟友，有文学研究会旧友顾一樵，多年知交蒋复璁，国立图书馆同事钱钟书，《周报》主编唐弢、柯灵，以及李健吾、陈西禾、王辛笛、张芝联、颜振吾、徐森玉、沈仲章。尽管某些客人有明显的政府官员背景，如顾一樵时任上海市教育局局长，蒋复璁时任教育部京沪特派员、国立图书馆馆长，但此次聚会“与政治无关”，宾主相谈甚畅，不仅商讨了刊物的名称，郑振铎还向在座约了稿。值得注意的是，郑振铎没有邀请夏衍等在沪的左翼作家赴宴。 事实上，战后左翼人士与郑振铎有较多的接触。8月30日，生活书店的陈伯昕邀请郑振铎出面主编中共支持的《民主》周刊，具体编辑工作则先后由中共党员蒋天佐、艾寒松、董秋斯担任。⑤9月23日，郑振铎接受经夏衍转达的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的委托，负责在上海领导调查文化汉奸的工作。“文协”委以“肃奸”重任，固然是对郑振铎在沦陷时期艰苦卓绝精神的肯定，但同时也是抗战胜利初期共产党在上海争夺舆论阵地、开展统战工作的一部分。⑥在此期间，夏衍与郑振铎多次谈话，“分析了战后的形势，传达了中共的方针、路线、策略等”⑦。 但郑振铎创办《文艺复兴》之初，并没有考虑中共的文艺方针与路线。杂志取名为《文艺复兴》，寄予了郑振铎对文艺之于新中国建设的厚望。在战后写的第一篇文章《论新中国的建设》中，郑振铎从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构想了中国复兴的全面建设方案，创办《文艺复兴》这样一份专门的文艺性刊物，是他的“新中国建设”构想在文化领域的具体实践。在1946年1月10日创刊号上，郑振铎发表《发刊词》，将欧洲文艺复兴的成就定位为“人的发现”，号召文艺作者“不仅要承继了五四运动以来未完的工作”，还应该“更积极的努力于今后的文艺复兴的使命”。不难看出，《文艺复兴》的文学理念延续了“五四”新文学“人道主义”的伦理主张，“文艺复兴”的提法则与战后平津一带沈从文等“京派”作家的文学实验遥相呼应。⑧ 《文艺复兴》的经济来源是钱家圭、刘哲民创建的上海出版公司，“所谓‘公司’，其实人数寥寥，全是几位相好而已”。而作为一个大型文艺月刊，《文艺复兴》也没有编辑部，郑振铎负责文艺理论的编辑，李健吾负责创作方面的编辑。郑振铎邀请李健吾共同主编《文艺复兴》，一个重要的考虑是李健吾有丰富的人脉，“思想上中间偏右，可以团结广大的投稿人和读者”⑨。《文艺复兴》的大部分作者是郑、李二人的朋友，尤以孤岛和沦陷时期留居上海的作家为其中坚，他们或先或后均与郑振铎或李健吾有过或深或浅的交谊。编辑与作者之间的友朋情谊，使《文艺复兴》有一种志同道合近似“同人杂志”的意味，在艰困的经济环境下仍为读者奉献了《围城》《寒夜》等不少优秀作品。 抗战胜利初期，郑振铎在报刊上发表大量政论时评文章，要求政治民主和经济民主，缔造自由民主的中国，在社会上产生很大影响，成为当时全国知名的民主斗士。⑩正如李健吾所言，郑振铎“是党的一位难能可贵的统一战线的非党员的义务工作者”，也是中共地下党一直努力争取的“工作对象”之一(11)，被共产党视为可以倚重和利用的重要力量，为战后初期无法顺利在上海打开舆论宣传的共产党另辟了言论渠道。但是，政治道义上的担当与文学理念的选择并没有直接的关系，在文学观念上，郑振铎与延安革命文艺精神并不一致。就《文艺复兴》的整体面貌而言，不论是发刊词对五四人道主义文学的追随，还是所刊作品的基本情调，都与革命大众文艺有一定的距离。然而，随着延安文艺精神在上海的秘密传布，《文艺复兴》也无法避免左翼革命文艺精神的渗透和规约。 1946年6月号的《文艺复兴》登载了重庆文艺界“抗战八年文艺检讨”座谈会记录稿。这是战后重庆左翼文学界内部整肃的一次重要会议，4月22日由文联社组织召开，冯乃超主持，重庆的左翼作家几乎全部出席，主要内容是全面总结抗战时期国统区的文艺成绩，结论指出国统区文艺总体上“有点右倾”。这个颇有“定性”意味的结论对当时国统区的左翼作家而言并不陌生，因为此前胡乔木借《清明前后》与《芳草天涯》两剧座谈会已经对国统区左翼文艺做了类似的指导性评价，茅盾也随后发表长文《八年来文艺工作的成果及倾向》，低调评价国统区抗战文艺的成绩并就“右倾”倾向做了集体检讨。文联社座谈会的召开已经是以重庆为中心的大后方左翼文艺界内部整肃的尾声，但对当时上海文艺界来说，这样的声音却是非常陌生的。 在大后方与上海之间的交通与信息尚不太畅通的战后初期，如此“敏感”且具有“内参”性质的座谈会纪要仅在召开一个多月后即在《文艺复兴》上发表，不太可能是自由来稿，或是编辑约稿，而更可能是像当时上海的另一份重要刊物《文艺春秋》登载的解放区作品一样，经在沪党员作家从延安带回转交给编者的。李健吾解放后在回忆文章中称《文艺复兴》是“受到党的支持的”(12)，这固然可能是受当时言说语境的影响，以增强刊物的“进步性”，但延安文艺精神从重庆等大后方向上海推进已是不容忽视的现实，上述文章便是延安文艺政策向上海曲线传播的一种方式。 三个月后，《文艺复兴》又登载了徐迟的题为《从重庆带回来的问题》的文章，将重庆未完成的问题从革命根据地带到了亭子间。在抗战胜利前后延安文艺权威对重庆左翼文艺界围绕“主观主义”与“客观主义”的争论进行清理的过程中，徐迟因坚持作家必须从主观“愿意”与“生活”出发，不该从“应该”与“概念”出发的创作规律受到在重庆宣讲毛泽东《讲话》精神的何其芳点名批评。从重庆回到上海，徐迟以惊诧的语气写道：“我们在重庆所考虑的问题，在这里并未被考虑”，继而提出要创造“必需的文艺”，放弃停止创造“奢侈的文艺”。徐迟的转变是重庆左翼文艺界内部整肃和自我“再教育”(13)的结果。当他用道德化的眼光审视上海文学界时，延安的文艺规范便内化为带有某种崇高感的自觉要求，他甘愿充当类似何其芳的角色，向上海作家宣讲延安文艺精神。在文章中，徐迟运用了在重庆“习得”的那套“延安方案”，指出文艺首先要解决“为什么人?”的问题，即“我们的文艺第一为着工农兵，第二才是为着小资产阶级”，并严正申明，“要注意的是，这里第一位，第二位，两者的程序也分别得清清楚楚。……轻重倒置，先后无序，对人对己都是一种灾害”。尽管徐迟的行文透露出他对《讲话》精神的不求甚解，但他对“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强调，客观上已经将延安文艺精神的核心内容通过《文艺复兴》这本大型杂志传达给广大读者。 鉴于上海特殊的文化环境，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等文章无法在上海公开出版，(14)延安文艺精神主要通过座谈会或报刊文章等形式在上海文艺界间接传播，如郭沫若在《文汇报》上发表的《走向人民文艺》《人民至上主义的文艺》等论文和演说稿。郑振铎、李健吾并不是没有机会听到这样的声音。1946年6月17日，郑振铎和李健吾受邀出席由《上海文化》月刊与“上海文化服务社”举行的“战时战后文艺检讨座谈会”，聆听郭沫若对文艺工作者今后应“就地取材”，努力在作品中“强调其政治意味”的“指示”。(15)郭沫若的“指示”透露出《讲话》标准与统战工作在上海这个特殊文化环境下如何配合的思路。郑振铎和李健吾是否领会郭沫若的“指示”与延安文艺精神及共产党的现实政治斗争之间的联系，又有何反应，不得而知。但《文艺复兴》在此前后频繁传达重庆的声音却是饶有意味亦非偶然的现象。 如果将两年来的《文艺复兴》当作一个整体来看，重庆座谈会纪要和徐迟的文章与其他作品之间构成了一种颇具张力的关系。《文艺复兴》发表的主要作品，如巴金的《寒夜》、钱钟书的《围城》，仍是以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日常生活与心灵世界为主要内容的，以“为什么人”的标准来衡量，均为缺乏“政治意味”不为当下所“必需的”作品。对于上海的作家而言，创作出“必需的”文学将通过一系列的论争来实现：“为什么人”这个根本的原则的问题，“可谓绘声绘影，道破了曾经在大后方发生的理论论争，可能也道破了将在上海一带发生的若干理论纷争”(16)。徐迟的这一预言既是过来人的警示，也切合了延安文艺精神自解放区经国统区向上海等大城市推进的思路，预告了左翼阵营对《文艺复兴》主编与主要作家即将展开的“教育”与批判。 左翼阵营对《文艺复兴》主编李健吾及主要作家巴金、钱钟书等人的批判，某种程度上是重庆左翼文学界内部整合在上海的一次变相“汇演”。(17)1946年12月30日，上海文协分会举行辞年晚会，在胡风的主持下，晚会在热烈的政治气氛中转向文艺工作的检讨，矛头主要指向周作人、沈从文、废名等“京派”作家。但在左翼文艺阵营一致对外的阵势下，批判的锋芒悄悄转向了上海作家，认为他们在典型地实践着“老京派”加“超海派”的“沈从文倾向”。所谓“老京派”加“超海派”，不仅是就文学趣味而言，也是从作家的社会关系网络来说的。在上海文坛，李健吾因与“京派”的特殊关系(18)成为首当其冲的批判对象。 随后，李健吾大获成功的话剧《女人与和平》旋即遭到左翼阵营的围攻。曰木和安尼发表剧评，指责李健吾“挂羊头卖狗肉”，表面上倡导民主、呼吁和平，实际上是市侩主义的牟利。李健吾回敬了《从剧评听声音》一文，指出话剧艰难生存的策略首先是“活”其次才谈得上“攻”，也就是首先要吸引观众、赢得市场，其次才谈得上政治斗争。楼适夷对李健吾的反批评极为不满，在《从答辩听声音》中将李健吾归为“封建独裁政体下的文人”，进而将李健吾的态度上升到政治层面。楼适夷是立场鲜明的左翼文人，中共地下党员，又是从大后方来的，对于他的身份，李健吾自然清楚，也明白文章背后的政治意味。在《敬答适夷兄》中，李健吾的答辩简单却不失讥诮，“感谢”楼适夷的批评，“有些事情，我不太清楚，所以也无从了解，但是适夷兄心中有数，我全盘收下”。为了这场争论“没有真正仇恨”地结束，唐弢征求作者同意，将楼适夷的原文与李健吾的答文一并发表，但事与愿违，荒野、耿庸等人很快给唐弢安上“一团和气”的“罪名”，并引用胡风的话，将他“不彻底”的态度上升到对整个文坛的影响：“看似温和，实则利害”。(19) 与此同时，在《文艺复兴》上发表《寒夜》的巴金也成为批判的目标。1946年12月14日《新民晚报·夜光杯》发表署名“莫名奇”的文章《该抓来吊死的作家》，借用高尔基的话指责“成了名的罪恶作家”之所以创作不出“鼓舞精神”的作品，在于他们“自己生活的颓废与心情的脆弱及其贫血的神经质”。12月30日，莫名奇又发表《刻画着梦的时刻——评巴金先生的〈长夜〉》，批评巴金的抒情散文是“新感伤主义”。1947年1月20日，耿庸在《联合晚报·夕拾》发表《从生活的洞口……》予以响应，将巴金称为“做戏的虚无党”。《长夜》是巴金在桂林时创作的一个短篇，发表于王鲁彦主编的《文艺杂志》创刊号的散文一栏。时隔三四年，莫名奇、耿庸竟然因《长夜》这个介于小说与散文之间的短篇要把巴金“捉来吊死”，表面看来的确有点“莫名其妙”，实际上是声东击西，目标指向《寒夜》。当《寒夜》出版晨光单行本时，巴金在《后记》中反唇相讥《夜光杯》和《夕拾》的编者，“在争取自由，争取民主的时代中，他们的副刊上首先提出来吊死叫唤黎明的散文作家的自由。这样的‘自由’连希特勒、墨索里尼甚至最无耻的宣传家戈培尔之流也不敢公然主张的。”(20) 钱钟书的《围城》1946年2月25日起在《文艺复兴》连载，引起广大读者的注意和爱好，但也不乏贬责之声。王元化以笔名“方典”发表《论香粉铺之类》，称《围城》里只看到“像万牲园里野兽般的那种盲目骚动着的低级的欲望”以及“不停止似的油腔滑调的俏皮话”(21)。钱钟书一向低调，与京派无“染”，《围城》受到批判，可能是因为它“太风行，尤其在年轻知识分子群中，左翼阵营中也有很多人捧场，令较为教条的批评界，认为需要把反映学院里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趣味的毒素加以清洗”(22)。 上述批判有两个特别值得注意的特点：第一，几位活跃的年轻批评者，如安尼、耿庸、曰木、王元化等，均为受胡风影响的青年，言论带有明显的“胡记”色彩；第二，他们的文章集中发表于《联合晚报·夕拾》和《文汇报·新文艺》周刊。第一个现象使人极容易将这些年轻人的偏激失当“归罪于”胡风，尤其在“胡风集团”受到批判后，更容易得出这样的结论。第二个现象使我们关注《联合晚报·夕拾》与《文汇报·新文艺》周刊的背景。《联合晚报》创刊于1946年4月15日，“是一张由我党驻南京代表团直接领导，而以民间报纸面目出现的群众性报纸”，对外标榜为民间报纸，实际领导工作由张执一和姚溱负责，(23)综合性副刊《夕拾》由姚溱主编，在耿庸等人发表文章时，《联合晚报》是中共地下党在上海直接经办的唯一一家报纸。“新文艺”周刊创办于1947年3月3日，是1947年春中共地下党力量渗透《文汇报》并推行全面改版，郭沫若一手主持的六个以“新”字打头的周刊之一，由郭沫若亲自主编。因此，《夕拾》和《新文艺》这两个“党性”鲜明的文学副刊上的批评文章，代表了延安文艺精神在上海的声音。 今天看来，上述批判话题纠缠不清，文字过于尖刻，缺乏学理成分，但事情的复杂性在于，围绕着“市侩”、“颓废”、“悲观”、“色情”等关键词的批判，表明李健吾等上海作家与经历过延安整风洗礼的解放区作家以及经受过迁徙避难的国统区作家之间的距离。在延安文艺权威对文坛的类型学等级划分中，李健吾等人属于进步自由主义作家或民主主义作家阵营，对待这些作家既应该肯定他们有靠拢革命、走向人民的现实表现，也不应忽视他们在精神和情感上与“革命大众文艺”存在的距离，他们“都还不能从西欧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或伤感主义的文艺思想中解脱出来”，必须给予“批评和说服”(24)。重庆左翼文学界的内部整肃已基本完成对大后方左翼作家内部思想问题的清理，随着战后文学中心转移至上海，肃清上海进步自由主义作家的“不良”倾向，便自然而然成为延安文艺精神推进的下一个议程。然而，历史在此显得复杂而诡谲。正是在重庆左翼文艺界内部整肃中受到延安文艺权威点名批评的胡风及受之影响的文学青年，在延安文艺精神向上海推进的过程中，充当了左翼阵营“教育”中间民主主义作家的“急先锋”。更有意思的是，胡风派小青年操持的“反公式主义”和“反客观主义”的话语工具，在重庆受到延安文艺权威的批判，在此却被默许甚至纵容，以某种激进的方式实施了对广大中间作家的教育。(25) 耿庸等人近于谩骂的文字攻击，在当时上海的中间作家中造成了较坏的影响，不利于在批评的基础上“团结广泛的中间阶层作家”的方针。为此，延安文艺精神的代言人郭沫若在1947年3月24日的《新文艺》周刊发表了《想起了斫樱桃树的故事》，肯定耿庸等“年轻的朋友”笔调有“新颖的锐气”，将批评过火的责任承揽到自己身上，向巴金等作家“诚恳地负荆请罪”。(26)如果说左翼文学界对沈从文等自由主义作家的批判是“砍倒”，那么，对李健吾等靠拢革命但与“革命大众文艺”仍有距离的进步作家的教育则是“杀虫”。这种区别对待的措施的确收到了很好的“疗效”。当沈从文因《从现实学习》《一种新希望》等杂文激怒左翼文学界，被斥为反动文人时，李健吾谈及此事，曾让汪曾祺劝诫沈从文“不要写这样的杂论，还是写他的小说好了”，在座的巴金也很以为然。(27)这既是李健吾以自己的沉痛教训规劝远在北平的沈从文，也是余悸未消的表现。 此后的李健吾选择了沉默，教书、译书，写些不痛不痒的文章；唐弢的《笔会》“更进步”了；巴金则“宽厚”地修改了《寒夜》的后记。1949年6月27日，他们受到延安文艺权威的接纳，随同上海代表北上参加第一次文代会，与此前已经由香港转道赴京的郑振铎会合。尽管郑振铎在京仍竭力谋求《文艺复兴》以“更新的姿态和读者见面”，但在延安文艺思想即将成为共和国文学唯一正确方向的文学局面下，复刊计划注定已无实现的可能，此时，属于新时代最高文学机关的、最具文学权威性的文学月刊《人民文学》已在集稿中，正酝酿诞生。 作为四十年代后期最重要的综合性文学杂志之一，《文艺复兴》为战后重振旗鼓的文学园地贡献了《围城》等经典作品，在文学史上书写了重要的一笔，然而，虽百般努力，“文艺复兴”的梦想终难延续。内战时期艰困的经济压力固然是客观原因，但延安文艺精神在上海的传布及其对《文艺复兴》等中间刊物的渗透与规约，亦是隐而不彰且易被学界忽视的重要力量。 可以说，《文艺复兴》的命运是战后广大民主主义文学活动的一个缩影。抗战胜利后主要集中在上海的大量民主主义作家，没有明确的社团或组织，主要通过创办《文艺复兴》《文艺春秋》《人间世》等刊物及其他文学活动，发扬“五四”人道主义和追求民主的文学理想。追求民主的政治理念使他们成为共产党统一战线争取、团结和利用的对象，但主张文艺自由的理念却使他们面临左翼阵营的批判、教育与改造。在接受教育之后，他们方能得到延安文艺权威的接纳，融入新中国文艺一体化的“大军”。只有将《文艺复兴》等中间刊物放在四十年代后期延安文艺权威重整文学格局并为共和国文学一体化做准备的进程中，才能更全面、客观、理性地认识《文艺复兴》等中间刊物的面貌及命运。 注释： ①邵宁宁：《郑振铎的文学理想与〈文艺复兴〉杂志的包容性》，《甘肃社会科学》2008年第3期。 ②程光炜：《文学史研究的兴起》，福建教育出版社2008年版，第95～96页。 ③电报曾以“社论”的形式准备在重庆《新华日报》1945年8月22日发表，但后被扣未发。 ④郑振铎：《郑振铎日记全编》，陈福康整理，山西古籍出版社2006年版，第245页。 ⑤《民主》的“发刊词”表示该刊是一个“无党无派”，“没有任何军队或政党的支持”的刊物，但实际上是受到中共支持的。生活书店于抗战胜利前后，已按照周恩来关于几条线作战的指示作了安排，本身是第一条线，基本方向是宣传马列主义，出版发行进步书刊，胡绳是书店的党的负责人。为了长期打算，并取得合法存在，侧重于出版理论性著作。凡政治性较强的读物，则由几个新机构来担任。民主周刊社出版的《民主》就是属于“第二线”的新机构之一。参见邵公文《回忆上海生活书店》，收入《上海文化界：奋斗在“第二条战线”上史料集》，金炳华主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 ⑥8月21日中共中央转上海地下党的电报里，就是把“组织各种团体带动清查汉奸斗争”作为统战任务之一来指示的。参见《中共中央关于立即建立群众性及新华日报上海版两种报纸给华中局的指示》，收入《上海文化界：奋斗在“第二条战线”上史料集》，金炳华主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33页。 ⑦陈福康：《郑振铎传》，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94年版，第477页。 ⑧当时就有读者敏锐地指出，在“文艺复兴”这一点上京沪两地的呼应。1947年3月22日《平明日报·读书界》刊登了一篇文章《杂志·副刊·中国的新写作》，首先比较了上海的《文艺复兴》和北平的《现代文录》两个杂志，认为二者在文学试验上显示出同样的热情，而共同的文学试验目标使“普遍的京派海派之分在此却又完全用不上来”。 ⑨(11)(12)李健吾：《关于〈文艺复兴〉》，《新文学史料》1982年第3期。 ⑩在1946年1月《上海文化》月刊举办的“你最钦佩的一位作家”的调查中，郑振铎名列第二，得票数仅次于巴金。调查者特别说明，“郑振铎得票较多，想系：(甲)一般知识青年对郑氏在上海沦陷期中艰苦卓绝精神的崇敬；(乙)郑氏于最近所撰文章及其所编刊物之受人重视”。参见《读者来函》，《上海文化》1946年2月第3期。 (13)徐迟1947年12月于《人间世》杂志发表长篇回忆性文章《田园将芜胡不归》，副标题即“再教育之一章”。 (14)虽然地下党创办的文艺刊物《新文化》从创刊号起连续3期刊载毛泽东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连载时改名为《革命文艺的正确发展》和《文艺界的统一》)，首次将《讲话》刊登于上海刊物介绍给上海市民，但刊物发行量小，出版时间短，影响微乎其微。共产党的进步书店出版宣传马列主义的书籍，如毛泽东《论联合政府》《新民主主义论》《论文艺工作》(即《讲话》)和《整风文件》以及反映解放区生活的读物，但迫于国民党的查禁，发行量都很小，传播面也非常狭窄。参见《上海文化界：奋斗在“第二条战线”上史料集》，金炳华主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8页。 (15)《上海文化》1946年7月第6期。 (16)徐迟：《从重庆带回来的问题》，《文艺复兴》1946年9月第2卷第1期。 (17)参见郭建玲《论1945年前后国统区进步文艺界的内部整肃》，《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07年第3期。 (18)李健吾是1937年北平“京派”刊物《文学杂志》的编委之一，林徽因“太太的客厅”的座上客，并自认与周作人有“师生之谊”，中学时期的散文曾受到周作人的夸奖，出国前曾拜访过周作人，结婚时请周作人主持婚礼，对周作人这位京派文人的领袖，李健吾始终是尊敬的。 (19)笔战涉及的文章在《观察》周刊1947年第2卷第4期上集中全文转载。相关文章参见：荒野：《“一团和气”》，《文汇报·新文艺周刊》1947年3月10日；《从文艺界的恶劣风气想起》，《文汇报·新文艺》1947年3月17日第3期；耿庸：《略说“不安”》，《文汇报·新文艺》1947年3月17日第3期；等。 (20)巴金：《〈寒夜〉后记》，收入《解读巴金》，陈思和、周立民主编，春风文艺出版社2002年版，第410页。 (21)《横眉小辑》第1辑，1948年2月25日，由受胡风影响的几位青年创办的横眉社编辑出版。 (22)郑树森、黄继持、卢玮銮：《国共内战时期香港文学资料选(1945—1949)·三人谈》，天地图书公司1999年版，第19页。 (23)参见高崧《关于〈联合晚报〉》，陆诒《从〈联合日报〉到〈联合晚报〉》，收入《上海文化界：奋斗在“第二条战线”上史料集》，金炳华主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95、201页。 (24)邵荃麟：《对于当前文艺运动的意见》，《大众文艺丛刊》1948年3月第1辑。 (25)历史的反讽意味还在于，在完成上海的任务后，胡风及受之影响的文学青年在1948年的香港批判中再次成为左翼内部的异己力量被清理。 (26)关于此事的来龙去脉与人事纠葛，参见耿庸《枝枝蔓蔓的回忆》，收入《我与胡风——胡风事件三十七人回忆》(增补本)下，晓风主编，宁夏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陈白尘：《〈新文艺〉周刊杂忆》，《对人世的告别》，三联书店1997年版。 (27)汪曾祺：《沈从文转业之谜》，《花花草草 坛坛罐罐——沈从文文物与艺术研究文集》用作代序，外文出版社1994年版。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