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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辽东诗坛》的中日诗人与其办刊宗旨 《辽东诗坛》创刊的时代，正是中国古典诗歌在民国初年呈现出繁荣之时。晚清民初的中国古典诗歌创作，同光体诗人、诗界革命派诗人、南社诸子等同在诗坛角艺争采，为古典诗歌创作留下了一抹靓丽的晚霞余晖，宗宋之风仍为主流，影响巨大。1920年代，新文化成为中国文化的主流，但古典诗歌的创作群体仍在，其创作生命和影响力也因报刊这种新的传播媒介而延扩。而对于日人来说，中国的新文学“和懦弱的近代中国一样，处于落后的地位，”他们“对五四新文学视而不见”，热衷于“到中国古典文学中去寻求意趣”[8]。《辽东诗坛》秉持“诗坛大同人，同人小诗坛耳，不必分为谁何”[9]的理念，宣扬所谓“大同”思想，意欲以文字亲善国交。以田冈正树为代表，浩然诗社与中国诗人广泛交游唱和，《辽东诗坛》选登刊发了中国各派诗人的诗作。既有倾向前清乃至积极于复辟活动的前清遗老，也有民国的政要乃至军阀。前清遗老如溥仪帝师陈宝琛，同光体巨擘陈三立、郑孝胥，以及其他倾向前清的如罗振玉、王季烈、陈曾寿、杨钟羲等诗人和升允、宝熙等宗社党诗人；入仕民国者如晚清状元张謇；革命党人、民国政要如国民党元老胡汉民、戴季陶、于右任等，民初政要军阀如冯玉祥、吴佩孚、杨森、段祺瑞、李烈钧、唐继尧等。 《辽东诗坛》1931年第68期特别推出“时局要人集”特别辑刊，刊出蒋介石、汪精卫、阎锡山、何应钦、张学良、吴稚晖等人的作品。其中如蒋介石挽谭延闿联：持颠扶危，一片丹心在党国；忧时痛世，百万同志哭先生。除时政要人诗作之外，《辽东诗坛》对中国诗人的诗作推介范围也极广。如在1926年第10期，《辽东诗坛》经过休整复刊，田冈正树在第一门中选刊了王国维、赵熙、吴昌硕、康有为、姚永概、汪精卫等14位当世名家之作；女诗人吕碧城②1920年代后已旅居欧美，逐渐奉佛，《辽东诗坛》1927年第22期刊发其作品《题凌楫民云巢诗草》。另如著名学者吴宓，当时应东北大学教授聘，其间结识《辽东诗坛》的主要作者杨成能，继而在《辽东诗坛》发表诗作。③其时吴宓方届而立，由此可见，《辽东诗坛》对中国诗坛的推介并不限于诗坛硕老，而是力求对中国诗坛全面反映。 当然，作为大连一地的诗社同人刊物，《辽东诗坛》刊发更多的是诗社唱和和在连诗人的作品。尤其是是在1920年代，《辽东诗坛》既刊发革命党人如傅立鱼等人的作品，又刊发来连谋求复辟的郑孝胥等人的作品，可见，《辽东诗坛》的根本目的即在于田冈正树的“尝谓凡欲谋两国之亲善，必先图两国思想之融合；而欲图两国思想之融合，尤必先谋两国文人学士之接近。盖思想之为物，虽不有形体之可以摸捉，而在典籍章句之间，成之于文人学士之手。随时传播，不胫而走，不翼而飞，其行甚速，其力甚伟，其效甚大也。”④正是在这样的方针指导下，《辽东诗坛》对中日两国诗人诗作的刊发，并不拘泥和汲汲于政治上的亲善态度，而是力图从文化上促进两国文人、诗人的接近。 《辽东诗坛》不遗余力地大量刊发日本诗人作品，用古典诗歌这种中国文人所认可的、能促使其体认两国文化亲近的形式实现它所鼓吹的“若就我佛无边际言，辽东藏世界，世界缩辽东耳，不必泥其地点。以佛之无执著言，诗坛大同人，同人小诗坛耳，不必分为谁何”[10]的目的，以诗文相联系，而不以其政治态度、对中日关系的观点为评价标准。 《辽东诗坛》在1929年发表西园寺公望的诗作。西园寺公望1906年、1911年两度出任日本内阁首相，1920年代受封公爵，在1924年松方正义去世后，更成为仅存元老。西园寺与当时控制中国东北的日本陆军在政策方向上是有矛盾的，有着满铁背景的《辽东诗坛》刊发西园寺的诗作，不仅表明对这位日本政坛元老的敬重，更说明《辽东诗坛》在政治上具有一定的独立性，采取的是一种对政治比较疏离的态度。这种态度，尤其体现在其对日本诗人金子平吉的态度上。 金子平吉久居大连，与大连文士交往颇多，1908年，创办大连《泰东日报》并任社长，与黄兴、宋教仁等为故交。他与傅立鱼为知交，他们主持下的《泰东日报》是一份思想倾向中国和进步的报刊。金子平吉汉学修养深厚，秉持中日一体的大亚洲主义态度，反对对中国赤裸裸的侵略[11]，具有同情中国、支持正义的一面，为日本殖民当局所忌恨，遂于1925年遭毒杀。金子雪斋在大连很有影响力，时常参与嘤鸣、浩然两社的中日诗人雅集活动，《辽东诗坛》亦时常发表其作品，如1925年《辽东诗坛》第7期发表其《追悼孙中山挽联》：民主先锋，共和远导，论生前事业优隆，宜与华盛顿列宁合为一传；春风送泪，夜雨吞声，看死后哀荣备至，定知大英雄毅魄自有千秋。1928年第31期发表其遗作《清风明月集序》，1929年第29期刊发其遗诗《壬戌十二月三日泰华楼雅会：得陌》。他逝世后，《辽东诗坛》连续发表了陈林格、阎稻农、山田芙峰、野村直彦等人的挽诗；其后，逢其忌日，《辽东诗坛》年有哀悼。可见，金子平吉及《泰东日报》与殖民当局的紧张关系并未影响《辽东诗坛》对金子平吉的态度。这一方面是因为金子平吉的思想和对华态度与田冈正树等人相近，他们都有着极深的汉学修养，思想中都存在以温和的态度、文化的方式来实现“中日亲善”的一面；另一方面，也是因为金子平吉在中日文人当中有着很高的声望，欲笼络中日诗人，则他的号召力不容忽视。[12] 在近代报刊上，时见日本文人同情中国、反对对中国赤裸裸侵略的诗文，甚至常有在日本势力范围内，对日本武装侵略中国表示不满的诗文，不惟《辽东诗坛》如此。[13]对这种现象，以金子平吉为例可做出较为合理的解释。即，日本有相当数量的文人、汉学家对中国文化有着高度的认同，在19世纪末西方崛起、日本自强的世界格局中，又生成了以日本为核心的大亚洲主义观⑤，他们持着“要实现真正的中日亲善……就必须立足于人道，将两国人结合起来，改变历来日本人所持态度，变‘强要’为‘给予’”的态度⑥，虽仍是扩张与殖民主义的取向，但与日本军国主义和法西斯主义者的态度是有区别的。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