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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夏：……(前略)沈从文的问题主要是《战国策》，这就不是一个简单的问题了。那个时候，刊物宣扬法西斯，就不得了。再加上他自杀，这就复杂了。这个问题，不但是郭沫若骂他的问题。⑩ 之所以不惮繁琐地抄引这几段文字，是因为不少研究者对这几段话往往会做大幅度的却未必妥当的简化，于是得出了这样简单化的判断：沈从文本来不是《战国策》派，却被武断成《战国策》派，因而不能参加第一次文代会(也就是从此被打入另册或冷宫)，而此事乃是周扬所说，所以这个冤案是无可置疑的。而现在，我们已经知道沈从文确是《战国策》派的重要成员，可是考定了这个事实的一些文章却仍然据此断言沈从文就是因了《战国策》问题而不能参加第一次文代会，并且依旧认为这是周扬说的，所以确有其事云。比如吴世勇的文章就据李辉的访谈说，关于沈从文为什么不能参加第一次文代会，“夏衍的回答是：当时他听周扬提到的主要原因是因沈从文和战国策派陈铨他们的关系，‘沈从文的问题主要是《战国策》，这就不是一个简单的问题了。那个时候，刊物宣扬法西斯，就不得了。’” 其实，如此简化地节引夏衍的谈话是有问题的，并且连李辉所记夏衍的谈话本身，也颇为含糊而莫名究竟。我们看上面夏衍谈话的第一大段，“我问周扬，怎么沈从文没有参加文代会。周扬表情很奇怪，说：‘说来话长，不谈不谈。’”这不是周扬明明没有说吗!而夏衍也说，他是“后来辗转打听”才知道有这么回事的，然而既然是“辗转打听”，就不是直接从周扬那里来的，而“辗转打听”来的消息，也未必可以引为确据，因为那说不定乃是“被辗转打听”的人们的猜测也未可知啊。可是到了第二段，夏衍的口吻居然变成了确定的设问：“为什么周扬强调沈从文的这个问题昵?”而更奇怪的是他接着的回答：“一是郭沫若在香港写文章痛骂沈从文。”之所以让人奇怪，是因为夏衍既然要解说“为什么周扬强调沈从文的这个问题”——即参加《战国策》的问题，则他下面的回答就应该是接着解释这个问题之由来，可是夏衍接着的回答，却是说郭沫若四十年代后期批判沈从文的事了。如此一来，夏衍的这个前后紧紧相连的自问自答，不是有点——恕我用一句不雅的俗语——“牛头不对马嘴”么?而到了最后一段，所谓夏衍的回忆就更加确定不移了——“沈从文的问题主要是《战国策》”。可以理解，夏衍也许因为年老了吧，所以说话有点前言不搭后语，而他的回忆也未必可靠，一则他并没有参与第一次文代会的筹办，二则他也只是“辗转打听”而来，安见得那不是些模糊影响之谈呢? 说起来，包括沈从文在内的《战国策》派，在当年确是既受到过一些人的欢迎，也受到一些人的批评，包括来自左翼的《野草》杂文派的批评，这原是很正常的事。《战国策》派的一些人是否宣扬了法西斯主义呢?不能说一点嫌疑都没有，至少他们那种唯力是尚的“力”的哲学和“力”的历史观，显然混淆了侵略战争和反侵略战争的本质区别和重大是非，那无形中不也可以使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行径同样显得“理所当然”吗?所以左翼的批评和担心并非没有一点道理，而值得注意的是左翼的批评者其实对他们也有略迹原心的谅解之词——比如茅盾就肯定《战国策》派是些“忧国之士”，并且表示“论者的愤世嫉俗的热情，我毋宁是赞美的”。(11)并且左翼的批评也是区别对待的，比如对沈从文的批评，就没有人说他是宣扬法西斯主义，而大多针对的是他的不无男权主义的妇女观及其唯生唯乐是求的性爱观(插说一句——我们千万不要把夏衍所谓“沈从文在那上面写文章，主要讲三K主义”之“三K主义”，望文生义地理解成种族主义的“三K党”的主张，其实“三K主义”乃是关于女性的一种观点)。所以，沈从文与《战国策》派确是既有关系而又有所区别的，对此，左翼批评人士也不是不知道，何至于到了40年代末突然把他当成宣传法西斯主义的人呢?其实，第一次文代会召开前夕的沈从文若有什么忌讳的“问题”，那无疑主要是他在40年代后期作为自由主义文艺阵营的代表与左翼相互攻战并瞩望于“第三种政治力量”的问题，尤其是他的自杀事件刚发生不久，而此一事件里面又涉及到他的私生活的私密，当时的文坛颇有传闻，这无疑是让他自己也让别人特别忌讳为难之事。或许正因为这两件事发生不久，主持筹办第一次文代会的周扬也就不能不考虑各方的感受和颜面——比如让郭沫若和沈从文在会上见面，那岂不是成心使双方都尴尬吗?而且让刚刚自杀未遂、精神仍很紧张的沈从文来与会，则叫他何以自处、何以面对文艺界的朋友?这大概才是夏衍问周扬“怎么沈从文没有参加文代会。周扬表情很奇怪，说：‘说来话长，不谈不谈’”的真正原因。倘若周扬只是个毫无人情的“政治棍子”，则他与夏衍正是最要好的“革命同志”，又有什么不好说的! 事实上，沈从文与《战国策》的关系，不仅在第一次文代会上没有成为什么大问题，而且此后也没有成为他的什么大问题——直到施蛰存先生在沈从文去世之后重提此事，人们才开始关注这个问题，而此时它的是有是无，其实对去世的沈从文已“毫无关系”了，只不过额外添加了一个可以大声控诉的大冤情而已。如今这个“冤情”的真相已经很清楚了，而值得琢磨的倒是思想开放的施蛰存老先生，为什么在1988年的时候仍然要说此事是“从文一生最大的错误”?施先生应该无意代表官方说话吧，然则倘若那是他的真实意思，其意思又该如何理解?对此，我委实有点琢磨不透，所以就把这个问题提在这儿，希望有人能够解答。 而倘若——我还是忍不住要“强作解人”在此姑且提出一种解释——施蛰存的意思是说沈从文参与《战国策》派之“错误”，乃是背离了自由主义的正路，那么我想最后补充说明的是，沈从文也没有走得太远、耽误得太久，至迟到1944年后半年他就重回正路了，那证据就是他1944年9月16日写给远在美国的胡适的那封信。在这封信里沈从文重叙恩师胡适对自己的恩德，痛陈自己及其他自由主义文人所面临的困境，因而希望到美国去开拓自己的事业。这清楚地表明沈从文又回到自由主义的阵营里了。胡适似乎没有回答这封远方来信，但他无疑地关怀着自己最得意的弟子，所以当他在抗战胜利后荣任北京大学校长之际，很快发表沈从文为北京大学教授。这自然是很让沈从文扬眉吐气的提携。对老师的这份信任和重视，沈从文非常感激，于是公开发表文章表示决不辜负老师的期望—— 现在又派到我来教书了。说真话，若书本只限于用文字写成的一种，我的职业实近于对尊严学术的嘲讽。因国家人才即再缺少，也不宜于让一个不学之人，用文字以外写成的书来胡说八道。然而到这里来我倒并不为亵渎学术而难受。因为第一次送我到学校去的，就是北大主持者胡适之先生。民十八年左右，他在中国公学作校长时，就给了我这种难得的机会。这个大胆的尝试，也可说是适之先生尝试的第二集，因为不特影响到我此后的工作，更重要的还是影响我对工作的态度，以及这个态度推广到国内相熟或陌生师友同道方面去时，慢慢所引起的作用。这个作用便是“自由主义”在文学运动中的健康发展，及其成就。这一点如还必需扩大，值得扩大，让我来北大作个小事，必有其意义，个人得失实不足道，更新的尝试，还会从这个方式上有个好的未来。(12) 后来的事实证明，沈从文确实践行了自己的诺言，勇敢坚韧地与左翼阵营论战，努力保卫文学的自由发展——这些都是后话了，而且学术界也都很熟悉了，此处就勿用赘述了。 2013年8月17日于清华园之聊寄堂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