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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长河〉题记》，《生活导报》第12期，1943年2月6日出刊。作者署名“沈从文”。 2.《论投资》，《生活导报》第15期，1943年2月27日出刊，作者署名沈从文。 3.《狂论知识阶级》，《生活导报》第18期，1943年3月27日出刊，作者署名“沈从文”。 4.《都市的刺激》，《生活导报》第35期，1943年7月25日出刊，作者署名“上官碧”。 5.《明天的“子曰”怎么办》，《生活导报》第39期，1943年8月22日出刊，作者署名“沈从文”。 6.《中庸之道》，《生活导报》第41期，1943年9月19日出刊，作者署名“上官碧”。 7.《统治责任与权力测验——平价中的小问题》，《生活导报》第47期，1943年10月31日出刊，作者署名“沈从文”。 8.《黑魇》，《生活导报》第55期、第56期，1944年2月13日、2月20日出刊，作者署名“沈从文”。 按，《生活导报》原是西南联大学生编发的一份小周刊，创刊于1942年11月13日，作者自然多是西南联大及紧邻的云南大学师生，而以教师为主，两校的著名学者如雷海宗、王赣愚、王了一(王力)、冯至、费孝通、闻一多、孙毓棠、赵萝蕤等，校外作家如冰心等，就都是它的热心作者。查目前北京各图书馆所藏《生活导报》共有60余期，至于此后是否续刊，则暂难断定——或许在昆明、重庆等地还有更多期存留于世，也未可知。沈从文也是《生活导报》的重要作者。就目前所见，他在该刊至少发表了上述8篇文字，其中《〈长河〉题记》和《黑魇》二篇因为在别处发表过而据以结集和编入《沈从文全集》(以下简称《全集》)，《论投资》1篇曾经收入《云南看云集》因而据以编入《全集》，其余的5篇——《狂论知识阶级》、《都市的刺激》、《明天的“子曰”怎么办》、《中庸之道》、《统治责任与权力测验——平价中的小问题》——都不见于沈从文的别集、文集和《全集》，当属集外佚文无疑。现在就把这5篇文章的校录稿公之于众、飨诸同好。同时附录的还有《由怀疑接近真理》一文，该文原载重庆《国民公报》副刊《国语》第27期，1943年9月23日出刊，作者署名“沈从文”。此文原是北京大学的方锡德先生此前发现而未及整理者，前不久方先生看到我的这些校录稿后，遂将所拍该文的照片传给我，嘱咐我一并整理重刊之，而我在随后的校录中则发觉该文与沈从文此前发表的《谈保守》(载昆明《新动向》第1卷第2期，1938年7月1日出刊，收入《沈从文全集》第17卷，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年)。一文的后半篇很相似，仔细核对一过，确证该文其实是在《谈保守》后半篇的基础上重新删改而单独成篇者，所以将它附录于此，或可供研究者在为沈从文的著述编年时参考。 说起来，学院派文人的杂文写作其实自胡适、陈西滢“五四”以来的议论就别树一帜了，而“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①——胡适当年所揭橥的这个发抒议论的原则，也一直为三四十年代的学院文人所遵循，所以他们的杂文议论虽然也会指陈时弊、批判现实，但比起《语丝》派及左翼的杂文来，就没有那么鲜明的文化政治色彩和刻意的上纲上线做派，而显现出就事论事、恳切批评、发言节制的特点——不论其所论之事是大是小，大都具体而言、适可而止，而少见过度深刻的发挥和个人意气的纠缠，而有时回避要害、含糊其辞以至议论迂阔、不切实际，也是在所难免的局限。这种特点和局限也体现在沈从文的战时杂文中《都市的刺激》和《统治责任与权力测验——平价中的小问题》两篇就是典型的例文。前一篇批评了战时在公共场合用流行的所谓“美术字”书写宣传标语的不妥当、不得体，这原是个小问题，但凡事认真的沈从文仍然恳切“希望另一时，在每个机关写标语的地方，都可以看到足以代表国民性的字体，这才真是宣传!”并提出了非常具体的书法建议。后一篇则批评了昆明市百物腾贵让人难以招架的现实，以为“这种招架不住的情形，直接使许多正当公务员，尤其是大学校教书的，军事机关作幕僚的，每天为吃住发愁，间接且在无形中鼓励社会各部门的贪污营私纳贿制度，国力消耗，实在严重不过。”这当然是个关系到国计民生、抗战前途的大问题，所以沈从文援引历史先例、郑重要求最高当局“来好好的管理一下”，并建议“市民生活所必需的日用品价格，能否由政府管理调整，或重新设计用公卖方式定量分配，不仅仅与四十万人民营养安全有关，也与国际友人印象有关。”应该说，这两篇杂文所论之事，有大有小，而批评和建言的态度都真诚恳切，但同时也都难免迂阔的书生之见：沈从文爱好书法，对这一民族文化遗产的拳拳之心固然可感，可是战时条件有限，百事从权，用美术字书写标语其实是比较简单易行的办法，倘若像沈从文所建议的那样用各种正经书法字体书写并要求“如标语系从国防委员会或军委会制定的，最好把字样也一同发下，还得有个高等美术顾问，特为设计，并有一组受过训练的美术家，各处视察，这一来情形就不同了”——如此大费周折可行么?何况这又是多大的事呀!至于战时物价控制这个大问题，办理起来又哪里是沈从文所设想的那样知难行易——“如今谈地方性物价，事实上已近于‘为长者折枝’，不是能不能，而只看为不为了。所作事轻而易举近于折枝，其重要性则不啻一种统治责任与权力的测验。”这是很给统治当局面子的建言，但统治当局恐怕不会接受沈从文的这个好意的激励，因为他们及其主导下的国统区不合理的社会制度，正是物价飞涨、贫富不均的问题之所在啊。 但沈从文的杂文也不都是这么中规中矩的，《狂论知识阶级》、《明天的“子曰”怎么办》、《中庸之道》三篇就颇有狂气。这三篇杂文集中表达了沈从文对知识分子精神状况的忧思和批评，而他所痛批的既非激进的左翼知识分子，也非极端的民族主义知识分子，倒恰恰是他所从属的学院知识分子。所谓学院知识分子大多是有留学背景、信仰自由主义的知识精英，他们长期居于民国知识界之主流，而正是在他们的精心栽培下，沈从文从20年代的一个无名文学青年成长为30年代的京派文学重镇、自由主义文学思潮的代表人物。可是，此时的沈从文却对自己所从出和从属的这个知识精英群体颇多批评意见，这就很耐人寻味了。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