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国贼”与“国妖”，可说是两个对人批评得最厉害的名辞。这名辞就是由谈礼乐尚仁恕的荀况所定下的。他说：“不恤君之荣辱，不恤国之臧否，偷合苟容以持禄养交而己耳，谓之国贼。”“口言善，身行恶，国妖也。”可见仅个人小小过失，或天生愚昧低能，用得上一个恕字。凡对国家有责任，不能尽责，惟知安享尊爵厚禄，固宠取幸，不问国家前途，不辨事情是非，惟以偷合取容混饭吃的人，是不能依赖恕道上开脱，应称为“国贼”的。又或口言善，身行恶，言行不符的人，也不适用恕道，必称之为“国妖”的。国贼与国妖，当然是在老子(“老子”当作“孔子”——引者按)恕道以外的。这种人从诗人的诅咒上来说，即当“投畀豺虎”、“投畀有北”。 在此沈从文虽然没有直点其名，但多少了解文坛背景的读者，自不难明白他所谓的“国贼”、“国妖”文人之所指，沈从文并诅咒说这类文人应该“投畀豺虎”、“投畀有北”，可见其批评态度之激烈，并且该文曾被删削两处共计二百四十四字——不难想象，那些被删削的文字一定更为激烈。沈从文的杂文如此激烈，这和他此前给人的温柔敦厚形象真可谓大异其趣。事实上，沈从文曾是周作人的忠实崇拜者，他30年代的文学趣味以至人生态度就深受周氏的影响，所以当年的他在看到巴金讽喻周作人一类知识分子的小说《沉落》后，曾经很不以为然，遂于1935年12月发表了《给某作家》(“某作家”指巴金)的信，批评巴金热情义愤太过而为周作人的平和淡漠辩护说，“一个伟大的人，必须使自己灵魂在人事中有种‘调和’，把哀乐爱憎看得清楚一些，能分析它，也能节制它。……(中略)他必柔和一点，宽容一点。”②甚至当周作人附逆之后的1940年9月，沈从文还发表了《从周作人鲁迅作品学习抒情》一文，对鲁迅的抒情之作和杂文可谓褒贬分明，而对周作人的抒情笔调及其人情思维仍然推崇有加、对其后来的日渐颓萎则委婉回护，于是引起了一些左翼作家如聂绀弩以及同样曾经崇拜过周作人的象征派诗人李金发的严厉批评。③如今沈从文也终于走出了周作人式的“中庸”、“柔和”与“宽容”，而义正词严地指斥周作人式的文人是“国贼”与“国妖”，这在沈从文不能不说是一个重大的变化——如果我们不愿意用“进步”的话。 沈从文把最严厉的批评给予战时的“知识阶级”，这反映了他对一个重大问题的敏感和焦虑，那就是战时知识分子的精神状态问题。盖自抗战进入相持阶段以后，战争日益长期化和日常化，生活越来越困苦和艰难，使知识界比较普遍地弥漫着一种消沉、苦闷和麻木的气氛，有些人甚至实利化地走向堕落和妥协，这不能不让一些忧国之士感到忧心，遂起而反思并寻求振刷之道。沈从文就是这样的感时忧国之士之一。正是带着这种强烈的危机感，沈从文提出了“明天的‘子曰’怎么办”的问题——这也正是他的另一篇杂文的题目，而他所谓“子曰”指的就是知识阶级。追怀古典人文传统，沈从文不能不感慨：“‘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饿其体肤，戕伐其……’，只要读过几句子曰的，对人世事就常常有种理想，且为一些书本上的高尚而尊严的原则所控制，与在实际中受教育、实际中讨生活的人物完全不同，历来即不可免要在肉体和精神两方面遭受种种挫折。”而看看眼前的现状，沈从文发出了痛切的反问并提出了知识阶级应坚守人文理想、重建“抽象精神”的主张。 我倒想问问在同一情况下“子曰”，我们是继续读孟子或其他什么，还是得想想办法。很显然，许多“子曰”即期作原宪亦不可能。因为生活逼紧，已不容许在上漏下潮的房中弹琴养气。我们怎么办?若我们连抽象的打算也没有，我们和我们的国家，是不是还有个较好的明天可望?我们实在需要一点气概，即否认“实际主义”能支配一切。我们得从这个原则上重新建立些抽象，给今年还有机会入大学读子曰的知道中国当前子曰是什么，才可望饿死我们自己，救救我们儿子…… 姑不论沈从文的批评和建言是否完全准确和正确，但他的这些批判性的反思和主张，的确凝注了他作为一个忧国之士的道德情操和不甘沉埋而思进取的“狂者”情怀，由此也显现出此时沈从文思想的某些重要变化：由于不满他曾经从属的正统自由主义阵营在战时的消极表现，沈从文多少有点偏离了这个自由主义阵营——此时的他纵使不说是与之“离心离德”吧，也无疑地是“貌合神离”了。此所以他的这三篇杂文的语调都有点不同于一般学院派文人的“温和杂文”之正统，而格外表现出一种自负狂狷之气，给人超乎寻常的异样另类之感。 顺便说一下，这其间的问题也不全在思想的分歧，同时也多少折射出沈从文处在战时学院体制边缘之下的某种尴尬、不适和负气。究其实，战时的西南联大并不像现在许多人想当然地以为是一派自由和谐、学术繁荣、文采风流的美好风光，而据说沈从文在其中又是多么地如鱼得水、潇洒自如、广受欢迎云云。实情乃是，作为战时最高学府的西南联大举步维艰，三校间并不能合作无间，维持起来很不容易，而战时生活条件艰苦，师生求生之不暇，学术的繁荣也是有限的，至于教师之间自然也难免矛盾纷争。具体到沈从文的境况，毋宁说是很不如意。这大体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方面，按照所谓常规，高校是传道授业之地，讲究的是正途科班出身，重视的是学术造诣而非创作成就，这自然对沈从文非常不利。事实上，沈从文之进西安南联大，本来就是不得已之事——当他追随杨振声到昆明结束中学教科书编辑事宜之后，就面临着失业的压力，杨振声不得不为他考虑，乃利用自己在西南联大的实权派地位，与朱自清再三商议，才在1939年6月聘任沈从文为该校师范学院国文学系的讲师(有人说是副教授，不确)。这对名作家沈从文来说当然是很委屈的事，可也无可奈何，朱自清曾经担心沈从文不愿受此委屈，但迫于生存压力的沈从文还是不迟疑地接受了。即使进入了西南联大，沈从文也是学院的边缘人，虽然他对一些青年作家的栽培、提携已成今人津津乐道之佳话，但当年并无学术可言的沈从文其实过得很压抑，在一些过分讲求学术的师生眼中，他的任教西南联大甚至被视为笑话。广为流传的刘文典讥笑沈从文不值几块钱之事，以及联大学生、诗人穆旦(查良铮)批评“沈从文这样的人到联大来教书，就是杨振声这样没有眼光的人引荐的”，④就是典型的事例。尽管沈从文一忍再忍、似乎淡若无事，但其实他心里的压抑、委屈以至负气，还是在杂文里多所表现。即如这三篇杂文之所以那么酷评学院派、职业化的知识精英，就曲折反映了出身低微的沈从文长期被压抑的委屈与不平之气。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