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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扬的文章也认为“从事实层面来看，沈从文确实是‘战国策派’中的一个比较引人注目的成员”，而他据以考辨的材料事实大体不出吴世勇所援引的范围，兹不赘述。应该说，李扬文章的精彩出新之处，乃是他在事实考辨之后的进一步分析。他切中肯綮地指出，“不能将沈从文与陈铨在‘英雄崇拜’和‘五四’问题上的分歧作为判别沈从文不是‘战国策派’的依据。因为‘战国策派’本身就是一个比较松散的组织，其成员的思想观点，既有一致的地方，也有很多不同的地方，这一点他们自己有着明确的认识。……单纯从‘异’的角度还不足以考量某人是不是‘战国策派’成员，最重要的还是要看他们是否有‘同’的一面，而这‘同’的一面，又是否是这一流派的主要理论诉求。”对他们的“同”，李扬的分析是：沈从文和“战国策派”主要成员都有强烈的“国家-民族”感情，而尤其重要的是他们有着相似的生命观念——“战国策派”学人受到叔本华、尼采的哲学思想的启悟，将意志和生命力的发扬看作是关乎民族命运的关键所在，而在崇拜生命力这一点上，沈从文与林同济、陈铨等人的诉求别无二致，所以他们都对中华民族缺乏生命活力的历史和现状痛心疾首，而特别着意于在民族抗战背景下激发民族群体和个体的生命激情。这最后一点所“同”，是一个发人之所未发的重要洞见。最后，李扬做出了这样的断言：“无论从事实层面，还是在思想、创作的相通性层面，将沈从文列为战国策派的一员，并没有什么不妥之处。”这个肯定无疑的判断，不仅有坚实的事实作支持，而且有深入的分析作支撑，所以是令人信服的。 就事实而言，我只有几点小小的补充。 其一，虽然《战国策》是1940年4月在昆明创刊的，但《战国策》派其实在此之前的1938年后半年就开始酝酿——从那时起，包括沈从文在内的几个主要成员相继在《新动向》(昆明，1938年6月创刊)、《今日评论》(昆明，1939年1月创刊)等评论短刊上发表议论，显示出共同的精神趋向。即如附录在此的《由怀疑接近真理》就出自沈从文此前刊于《新动向》第1卷第2期上的《谈保守》一文，其中援引尼采格言为民族生存设想，就正与该刊此前此后所载陈铨的相关论述相关，也与《新动向》第1卷第2期所刊林同济文《论文人》相互呼应。 其二，也还存在着当时知情人的证言，比如孙陵在上世纪60年代就回忆说—— 二十九年春天，他(指沈从文——引者按)和几位教授计划出刊物，就是后来以小册子形式问世的《战国策》，他们几位教授似乎正对《战国策》(此指古典史著《战国策》——引者按)发生兴趣。当时世局的纵横诡诈，角力伐谋，风起云飞，瞬息万变，确予人以公理不彰、强权横行的战国时代历史重演之感。⑨ 按，1939年国际国内形势危急，是年冬孙陵特意去昆明寻师访友问道，乃与沈从文及其他《战国策》成员结为相契的好友，所谓朝夕相处、熟悉内情，他的回忆应该是无可置疑的。 其三，沈从文作为主要成员参与编辑《战国策》，似乎还有一个小小的遗迹可为证明，那就是《战国策》半月刊的刊名题字，很可能出自沈从文的手笔——刊题“战国策”三字正是沈从文所擅长的章草体，而显然因为是刊名，所以书写较为工整，笔致酣畅而略带拗折，更富力度或所谓张力也。按，沈从文青少年时期就喜欢书法，尤好二王，乃从而入手，30年代则由二王而转攻章草，现存30年代书迹，王体行书和章草兼而有之，至40年代章草趋于熟练——当其时人到中年的沈从文正可谓笔力方健，所以“战国策”三字写得遒劲有力，而40年代后期以降，则渐趋于随意而松懈矣。不过，这只是我的一个推测，算不得确证。 其四，《战国策》半月刊和《大公报·战国》副刊虽然先后停刊，但“战国策派”的文化—文学活动并没有就此停顿，而是扩散到《当代评论》(雷海宗负责)、《民族文学》(陈铨主编)等刊物之中继续着，沈从文也与这些刊物保持了联系，时有呼应的文章或作品发表。迨至1943年春，欧洲战场和太平洋战场热火朝天，而中国战场却陷于低迷萎缩状态，于是《大公报》负责人王芸生约“战国策派”的林同济、谷春帆商量，决心发起一个振人心挽颓风的狂飙运动，并决定用“爱、恨、悔”三字为此运动的主题。这其实乃是“战国策派”运动的继续，而沈从文仍然给予了积极的同情的回应。即如辑录在这里的沈从文杂文《中庸之道》(1943年9月19日发表)，就积极呼应道—— 《大公报》提倡爱悔恨，意思正是盼望中层负责分子得把一切责任是非弱点长处弄个清清楚楚，能爱其所当爱，恨其所当恨，而对于悠忽拖混罪过能真正有所愧悔，则一切重新起始，并不嫌迟。看大家空谈中庸，等于将所有问题用一个破旧布袋装上，抗(扛)这个布袋的虽若有人，抗来抗去，有何意义?……我们若真希望明日在这片土地上过日子的下一代的中国人，活得比当前幸福一点、尊贵一点，同时也自由一点，目前还不仅需要负责方面能爱恨悔，还要多数人敢向深处思索，敢将思索及的问题说出来。对人尽管中庸到承认“一切现状存在为必然”，可是问题也应当明白对事拖混敷衍的结果，将产生一种什么堕落现象，且将影响到将来民族命运有多大! 这是倍感痛切而亟思改良的忧国忧民之声! 总之，从1938年后半年直到1943年后半年的整整五年间，沈从文经历了《战国策》派从酝酿、崛起到延续直至消散的全过程。然则，这个作为《战国策》派主要成员的经历对沈从文到底意味着什么呢?在此也说说我的一点感想，并对一条相关的史料略作辨正。 应该说，学术界在过去——包括我自己此前——大都认为沈从文始终是个自由主义者，但现在明了上述情况之后，再要维持这个似乎不证自明的判断，恐怕就难了。譬如吴世勇的文章在揭示了沈从文与《战国策》派的密切关系之后，又特别强调沈从文参与编辑《战国策》的动机，乃是因为到了40年代初文学和社会环境的变化，使得以“京派”为代表的自由主义文学已由一支原来足以与左翼文学相抗衡的力量，沦落到了文坛的边缘位置，成了被冷落的一群，而沈从文之参与《战国策》编辑事务，就是试图寻找一个“文学运动的重造”的阵地以重新振作自由主义文学阵营的努力，并援引了沈从文1940年2月3日致施蛰存的那封信里表示“刊物少，不够运用”的话，以及沈从文1944年9月16日致远在美国的胡适的信里关于“自由主义作家，已到无单独刊物可供发表情形”的感叹，作为旁证材料。然而窃以为这个说法恐怕有些勉强。一则“刊物少，不够运用”原是战时的普遍情形，纯文学刊物自然难免受限，沈从文不过同此感慨而已，而就在他写给施蛰存的那封信里，他却欣然地报告自己参与编辑的《战国策》“还不十分坏，希望重建一观念”，但《战国策》却并非纯文学刊物，可见他此时的兴趣别有所在。二则沈从文1944年9月致胡适的信未必能够代表他此前五年间的观点。一个耐人寻味的事实是，辑录在此的沈从文杂文《狂论知识阶级》就有隐射批评胡适的话，并且那个文章其实表达了沈从文对整个学院自由主义知识精英的不满。事实上，从1938年后半年到1943年后半年的五年间，沈从文就是带着这种不满而与自由主义渐行渐远，却与极端民族主义的、特别热心政治的《战国策》派走到一起的。如前所述，沈从文如此行事，既与他在西南联大(那是自由主义知识精英的大本营)不受体制化、职业化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待见的切身经历相关，也与他对学院自由主义知识精英在战时“消极守常”的痛切观感有关——正是有激于此，沈从文转而采取了“狂者进取”的激烈态度，并寻找到了志同道合的同志，那就是意欲掀起一个思想文化上的“狂飙运动”的《战国策》同人。当然，沈从文与一些《战国策》成员的观点也不尽一致，但诚如李扬所说，一个团体流派里面有所分歧原是很正常的事，不能据此就认为沈从文不是《战国策》派、不能因此就否认沈从文与《战国策》派核心成员没有共同的思想文化诉求。倘若推而广之，进一步观察相关事实，则沈从文一生中比较特殊的一个阶段——那是一个显然偏离了自由主义而接近了民族主义的阶段，一个特别醉心生命—意志—本能的新浪漫主义阶段，一个不再拘守“纯文学”而走向“杂文学”的阶段——也就显现出来了。当然，沈从文并不是放弃了纯文学，而是不再以纯文学划地自限了，所以他此一时期也创作了少量小说如《看虹摘星录》等，而这些小说也同样体现出明显转变的迹象，比如对知识阶级“阉寺性”的批判和对人的生命力尤其是爱欲活力的张扬，旨在由“人的重造”达到“民族重造”。要之，沈从文未必像通常所认为的那样始终都是一个单纯坚定的自由主义者和一个谨守纯正的纯文学作家，实际情况恐怕要比人们惯常的想像复杂得多，所以我们的研究还是应该尽量地在具体中求深入，才可望抵达复杂的真实。 顺便辨正一下，尽管许多人不相信沈从文是《战国策》派的重要成员，却都很喜欢引用记者李辉在上世纪90年代访问夏衍的三段谈话—— 夏：解放以后，1949年第一次文代会没有沈从文，这个事情很奇怪吧。沈从文很有名气，为什么连代表都不是?当时我没有参加。大会是7月召开，上海5月刚解放，接管工作非常忙。我留在上海。后来文代会之后我到北京，有人同我谈到沈从文的问题。我问周扬，怎么沈从文没有参加文代会。周扬表情很奇怪，说：“说来话长，不谈不谈。”后来我辗转打听，原来是这么回事：沈从文在1943年或1944年的时候，给当时的《战国策》杂志写过文章，陈铨主编的，他写过《野玫瑰》。陈铨他们公开拥护希特勒的。这个时候，沈从文在那上面写文章，主要讲三K主义，这个你可以查出来。聂绀弩的杂文集，宋云彬、秦似的文章有批判他的。为《战国策》写文章，就是这个问题。我当时没有写文章，因为我和他不熟，我不晓得，没看他的东西。聂绀弩清楚。聂绀弩背景是有的。 …… 夏：为什么周扬强调沈从文的这个问题昵?一是郭沫若在香港写文章痛骂沈从文。这篇文章当时我没有看，后来看了，觉得没有道理。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