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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则，学院知识精英到底有什么毛病让沈从文看不过去?《狂论知识阶级》显示，沈从文最不满的是他们消极守常的生活态度，既缺乏个人的生命活力，也缺乏民族的责任感—— 许多人表现到生活上与反映到文字上的都好像俨然别无希望与幻想，只是在承认事实的现状下，等待一件事情，即“胜利和平”。好像天下乱就用不着文人。必待天下太平，可以回老家那时一切照常，再来好好努力做人做事也不迟!……负军事责任的，常说只要有飞机大炮，即可望有把握打个大胜仗，可料不到一部分知识阶级的行为，恰恰就表示在民族精神上业已打了一个不大不小的败仗。 …… 这种知识分子事实上对生命既无一较高的理想或目的，不必用刚正牺牲精神去求实现，生活越困难，自然越来越不济事。消极消极，竟如命里注定，他人好事热心，都是多余了。…… …… 不凑巧就是他们活在当前的中国，在战前即显得有点不易适应。他们梦想“民治主义”，可是却更适宜于活在一种“专制制度”中，只要这专制者不限制他们的言论并不断绝他们的供给。 他们赞同改变一切不良现状的计划，可是到实行时，却又常常为新事实而厌恶，因此这些计划即使可逐渐达到真正的民主政治，他们还会用否定加以反对与怀疑。可是反对与怀疑尽管存在，一面又照例承认事实。在事实上任何形式的政治制度，只要不饿坏他们，总可望安于现状活下去。 虽活得有点屈辱，要他们领导革命可办不到。所以过去稍有头脑的军阀、当前稍有手腕的政客官僚都明白，不必担心知识阶级不合作。这些人自然也有好处，即私人公民道德是无可疵议的，研究学问也能循绪(序)渐进慢慢见出成绩。虽间或有点自私，所梦想的好社会，好政治，都是不必自己出力即可实现，而且不能将生活标准降低到某种程度。可是更大的好处，也许还是他们的可塑性，无所谓性，即以自我中心为出发点，发展自己稳定自己即满足的人生观。因此比较聪明的政治家，易于运用他们的知识和社会地位，用来点缀政治上的一切建设。……如运用得法，这些人到某一时无形中且会成为专制独裁的“拥护”者，甚至于“阿谀”者。正因为这些人在某一点上常常是真正“个人主义”者，对国家“关心”相当抽象，对个人“生活照常”却极其具体。 书本知识虽多，人生知识实并无多大兴趣。至于牺牲地位，完成理想，或为实证理想，与社会有势力方面发生冲突，自然是不可能。话说回来，这些人又还可爱，可爱处也就在他那种坦白而明朗的唯实人生哲学，得过且过的人生观，老实性格，单纯生命，在温室中长大而又加以修整过的礼貌仪范。读的书虽常常是世界第一等脑子作的，过日子却是英美普通公民的生活打算。…… 这个批评的矛头指向了学院知识分子中最大的一部分人——留学欧美尤其是留学英美的知识精英，他们乃是占据了民国各文教机关之要路因而最得实惠也最为体制化的知识分子，而其首领就是胡适。沈从文文中所谓“所以过去稍有头脑的军阀、当前稍有手腕的政客官僚都明白，不必担心知识阶级不合作。这些人自然也有好处，即私人公民道德是无可疵议的，研究学问也能循绪(序)渐进慢慢见出成绩。虽间或有点自私，所梦想的好社会，好政治，都是不必自己出力即可实现”，所隐指的不就是与军阀政客有所合作、提倡过“好政府主义”、享有上佳道德声誉而做学问循序渐进有成绩的胡适吗!而如所周知，胡适乃是曾经栽培、提携沈从文的恩师，如今沈从文居然如此发飙，难怪他要把自己的文章题为“狂论”了。 进而，沈从文又在《中庸之道》一文中痛批另一些知识分子自以为得计的生活之道—— 历年来常常有人欢喜谈中庸之道。凡是“进不以道，取不以义，守不依法，行不符其所言”，心中有所愧恧，有所恐惧的，似乎都对于这个道德名辞兴趣特别浓厚。初初看来，不免令人奇怪，这名辞出现不是时候。但详细注意注意，也就会觉得十分自然。原来有些人表面上是在提倡恕人，实则求人恕既不可得，求自恕有时且难成功，因之都想托庇于中庸之道空气下，将日子混下去。 中庸之道由这些人来谈，若把它译成俚语，求其与谈它的本意逼真吻合，意即为“包涵包涵”。 所有文章内容，都近于一种不负责任，唯诺取容，软弱无能者的呼吁，即“大家包涵包涵，大家可混下去；大家不肯包涵，那就糟糕!” 这批评未必是泛论，其所针对的大概是以周作人为代表的另一类知识精英吧，这类人大都有留日背景，而最为大名鼎鼎的是周作人，他在30年代倡论中庸之道、刻意消极避世，抗战后终于附日从逆，而相率附逆的知识分子也多半有留日背景，此所以沈从文有此批评，观乎沈从文在紧接着的下文里直斥此类人为“国贼”与“国妖”，就可以“思过半矣”——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