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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唐宋互参论”举隅及其逻辑分析 近年来有不少学者认为厉鹗在宗宋之余亦有宗唐，如王运熙等先生在《中国文学批评史新编》中认为厉鹗走的是“一条以学宋为主，以酌唐为辅”[1]的诗歌创作道路；张兵等先生在《厉鹗与浙派诗学思想体系的重建》中认为厉鹗拥有的是“宏通的宗唐宗宋观”[2]；张丽华先生在《乾隆时期唐宋诗之争流变史》中认为厉鹗的诗学倾向是唐宋“兼采互参”[3]等等。一言蔽之，这些研究都认为厉鹗是唐宋兼取之人，且于当时的唐宋之争的流弊中可谓独树一帜、另辟蹊径、兼容并包。对于厉鹗宗唐这个结论是否真可确信？笔者拟将这方面的研究结果做一番梳理，以得出自己的结论。以上学者论证的理论依据大都取自厉鹗的《查莲坡蔗糖未定稿序》与《懒园诗钞序》。现将这两篇序文的主要内容择录于下： 诗不可以无体，而不当有派。诗之有体，成于时代，关乎性情，真气之所存，非可以剽拟似、可以陶冶得也。是故去卑而就高，避缛而趋洁，远流俗而向雅正，少陵所云“多师为师”，荆公所谓“博观约取”，皆于体是辨。众制既明，炉鞴自我，吸揽前修，独造意匠，又辅以积卷之富，而清能灵解，即具其中。 盖合群作者之体而自有其体，然后诗之体可得而言也。自吕紫微作西江诗派，谢皋羽序睦州诗派，而诗于是乎有派。然犹后人瓣香所在，强为胪列耳，在诸公当日未尝断断然以派自居也。迨铁雅滥觞，已开陋习。有明中叶，李、何扬波于前，王、李承流于后，动以派别概天下之才俊，啖名者靡然从之，七子、五子，叠床架屋。本朝诗教极盛，英杰挺生，缀学之徒，名心未忘，或祖北地、济南之余论，以锢其神明；或袭一二巨公之遗貌，而未开生面。篇什虽繁，供人研玩者正自有限。于此有卓然不为所惑者，岂非特立之士哉？查君莲坡以诗鸣宇内久矣。莲坡家海津，去日下数百里而近。舟车驰骛，憧扰于耳目；门庭授受，诱掖其心思，宜其诗之囿于派。而莲坡掉头天际，纵心遥遇，所托意者山水禅悦友朋书卷之间，通脱雄骜??间为艳诗及乐府，非搴兰揽苣之旨，即花飞钏动之悟，此其陶冶深而采择富，殆无体不苞，以成为莲坡之诗体欤！（《查莲坡蔗糖未定稿序》）[4] 往时，吾杭言诗者，必推西泠十子。十子之诗，皆能自为唐诗者也。承其学者：吴丈志上、徐丈紫山师张先生秦亭，蒋丈静山雪樵、陈丈懒园师毛先生稚黄，沈丈方舟独师岭南五子，而说亦与十子合。诸君之诗，声应节赴，宫商欣合，故流派同而交谊亦日以笃。予齿视诸君最少，有倍年之敬，而诸君皆折节下予。予因静山识懒园，时静山食贫困居，诸君时相过存，雪樵、懒园尤勤于赠遗??及读其诗，则歌行排幂，仿佛嘉州、东川，五七言近体，亦在钱、刘之间，予固心仪之。惜乎频年饥走四方，未得与晨夕论诗，而懒园与诸君后先皆墓有宿草，良足悲矣！夫诗之道不可以有所穷也。诸君言为唐诗，工矣；拙者为之，得貌遗神，而唐诗穷。于是能者参之苏、黄、范、陆，时出新意，末流遂澜倒无复绳检，而不为唐诗者又穷。物穷则变，变则通[5]。（《懒园诗钞序》） 王运熙、张兵、张丽华诸先生皆引《懒园诗钞序》以证明厉鹗力主“唐宋互参”。王运熙先生并未多加阐发，仅以一句带过：“他（厉鹗）目睹学唐学宋各呈弊端，欲于二者有所变通??他自己走的是一条以学宋为主，以酌唐为辅，以成就诗人一家之诗体为最终期望的诗歌创作道路。”[6]张兵先生则说：“表面上看，厉鹗在宗唐宗宋之间并无取舍。其实不然，他在这段话中表现出清晰的诗史观念。他认为，从诗史角度，唐诗、宋诗皆有其发展昌盛而复至衰灭的客观历程，非人为争论所能左右??厉氏论唐宋诗，立足点全在‘物穷则变，变则通’，至于怎么‘变通’，他并未明言。综合考察厉鹗的创作实践及其诗学观点，他确乎走的是一条以‘宗宋’为主，参酌唐诗，自成一家的道路。这就打破了宗唐宗宋之间人为的森严壁垒，承续并大大发展其浙派前辈的宗宋倾向，又充分认识到唐宋诗的末流各有其弊，故而‘趋宋’时，并不忽视唐诗，能借鉴唐诗的成就。这样的思路可以说更加理性，更加严密，既促进了以宋诗审美特征为基础的诗学审美价值系统的建立，强调宋诗传统的特异价值，又有效地避免了偏颇，在浙派学宋的道路上，是确有其诗学贡献的。”[7]张丽华先生的论证逻辑与论证过程与张兵先生较为相类，说到：“厉鹗这段话恰恰是对自明代七子以来唐宋诗之争由‘片面宗唐——以宋矫宗唐之弊——宗宋热潮——矫宗宋之弊’发展历程的总体概括。从厉鹗上述的论析我们不难判断，反思诗史，他清晰地认识到，单纯地学唐或学宋都会使诗歌发展走人绝地，挽救‘穷’的办法是‘通’，‘通’即融通参合唐宋，这是保证诗史不穷的唯一途径。”[8]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