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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沪战爆发，如果二萧不能离开上海，战争或许能够转移他们基于彼此观照而生出的失望，分手也许不会来得如此之快。但是，战争促使他们转移，打破了两人那暗战僵持的格局，新的变数亦随即出现。 1937年9月，二萧转至武汉，住进武昌小金龙巷。不久，东北籍作家端木蕻良应萧军之邀来到武汉，与二萧生活在一起。一个屋檐下生活，一张大床上挤睡的三人日久悄然产生了情感格局的变化，由三人行渐至瓜田李下。更大的变动随即到来，1938年2月6日，萧红、萧军、端木蕻良、田间一行抵达临汾，任教于民族革命大学，旋即因为晋南战局变化，民大被迫转移，萧红、聂绀弩、端木蕻良等人决定跟随“西战团”前往运城，而萧军却执意留下打游击。萧军长篇散文《侧面》记录了二萧在临汾车站分手时萧红的缠绵、伤感与不舍。在萧军，这应该就是用一个冠冕的理由与萧红作出的心照不宣的分手。 见证人之一的聂绀弩，对萧军这蓄有离意的分手亦叙述详尽。当萧军坚持己见，在月台上将萧红托付给聂时，面对其诧异、不解，他说出了对萧红总结性的评价：“她单纯、淳厚、有才能，我爱她。但她不是妻子，尤其不是我的！”[5]并表达了与萧红分手的原则：“我说过，我爱她；就是说我可以迁就。不过还是痛苦的，她也会痛苦，但是如果她不先说和我分手，我们还永远是夫妻，我决不会抛弃她！”[5]可见，萧军只是不愿担负在战乱之中离弃女人的恶名，只等萧红将分手决定说出。临汾之别，亦可理解为萧军利用当时情势，一方面让自己仍然保持对萧红的道德优胜，另一方面，可以达到就此顺利离开萧红之目的。 临汾一别，萧军去五台山打游击不成，后转至延安；萧红则随“西战团”到了西安。在西安，萧红与端木的恋情逐渐明朗，而在与聂绀弩的交谈中，她同样也有对萧军的总结性评价：“我爱萧军，今天还爱，他是个优秀的小说家，在思想上是个同志，又一同在患难中挣扎过来的！可是做他的妻子却太痛苦了！我不知道你们男子为什么那么大脾气，为什么要拿自己的妻子做出气包，为什么要对自己的妻子不忠实！忍受屈辱，已经太久了……”[5] 这些都明示二萧情感世界再也没有修复之可能。1938年4月初，当萧军跟随丁玲、聂绀弩一同回到西安的当天，萧红就当着众人面向萧军提出分手请求。以萧军的骄傲，自然是硬气答应，即便事后或许得知萧红怀有自己的孩子而有所反悔，但情势不可逆转，萧红与端木的恋情亦同时公之于众。萧红与萧军六年的共同生活从此彻底终结。不久，萧红与端木南下武汉，5月在汉口大同酒家正式举行婚礼。萧军与一班文化人结伴西去，途经兰州与王德芬相识，旋即堕入爱河。 对于二萧而言，西安一别遂成永诀。两人后续也有一些彼此间的间接关注。1939年5月16日，在成都的萧军，在当天日记里仍带着情绪写下：“他们说和我交友感到压迫，妨害了他们的伟大，红就是一例，她已经寻到了不妨害她伟大的人。”[2](P44)萧红此时已搬离重庆市区，住在嘉陵江畔的黄桷树镇。搬离前不久，她在胡风夫人梅志处了解到萧军、王德芬婚后的情形，脸上写满了痛苦、失望与伤感。梅志自述没想到萧红“对萧军还有这么深的余情！”[6](P38) 比较起来，王德芬也许并不比萧红具有更丰富的内心生活，从萧军日记来看，萧军与之一起生活不久，便产生了更为尖锐的矛盾，日记里一样记载着痛苦的呼告。此时，他也不时生出对萧红的怀念，以及对已然失去的那段爱情的痛惜。1939年9月20日，萧军深情写下： 夜间，偶然把红的信，抽出几页要看一看，但是我看不下去了，一种强烈的悲痛，击痛了我的心！我保存着它们，但又不敢好好地看它们一遍。不知她现在跑到哪里去了。我想无论怎样，大家全要怀着这个永久的悲剧的心，一直到灭亡！[2](P102) 此后，萧军亦留意于从白朗等友人口中了解萧红的生活和创作的状况，关注其行踪。1940年2月24日，萧军日记记载，他从周围人口中获悉萧红去香港，便“有一种可悲的感觉，觉得这个人是一步一步向坟墓的路上走了！”[2](P236)萧红的最终命运，似乎被他不幸言中。 值得一提的是，1940年10月7日，萧军在延安与王德芬因看戏发生冲突，日记里他由此反思与王德芬以及此前与之生活过的女人的态度：“我的咄咄逼人的态度，命令的声调，这是一个人不能忍受的，可是芬她能忍受，这使我更不能离开她，更深地爱着她。这似乎近于感恩。我又记起红说过：‘一个男人爱女人，无非让她变成一个奴隶，这样他就更爱她了。’确的，不有奴隶忍受性的女人，是不容易得到爱了。”[2](P341)由此，似乎可以进一步地看出萧红与萧军在一起时的悲剧根源。萧红毕竟不是王德芬，所以她得不到萧军那近于“感恩”似的爱，因为她成不了他的“奴隶”。写下这些时，二萧分手已两年多，萧军也意识到自身强迫与自己生活在一起的女人所遵守的逻辑的怪异与霸道，不禁自问：“这是什么逻辑？！”[2](P341) 萧军也偶尔流露从作家这一维度对萧红的评价。1941年3月7日，他在延安与T(应该指丁玲——论者注)再次谈到萧红，当天日记载有：“我告诉她，萧红是常常鼓励我的，她是有正义和文艺气氛的人，她和我离开，原因不怨我”，并接着感慨道：“T和红是不能相比的，红是有晶莹崇高感情的……”[2](P387)此时，二萧分手快三年，萧红在香港埋首创作，已完成《呼兰河传》、《马伯乐》等巅峰之作。萧军是在作为家庭生活中的王德芬以及作为作家的丁玲与萧红的对比观照中，体察到萧红作为女性的卓异之处。但即便此时，他对自己与萧红分手中所应该担负的责任似乎难有一份平和而理性的心态，言下似乎更多简单归之于端木蕻良的出现以及萧红选择的草率。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