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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年萧军所谓与某君“恋爱”，虽发生于萧红旅日期间，但后续影响却持续于萧红返沪后很长时间之内。自东京返沪，二萧的生活、写作都陷于巨大混乱，萧红再次离沪其实是他们力图重新厘清头绪、调整生活的努力。作为无辜者，如果说萧红此时是独自品尝伤痛的话，那么，作为当事人的萧军，则再次陷于“失恋”的苦痛。1937年5月4日萧军日记载有，头天许广平劝其珍惜才华，“不要为了爱就害了自己”，应该“把失恋的痛苦放到工作方面去”。对于许的劝告，他亦坦率相告：“我但愿自己渐渐就会好起来的，不过，自己总是不能把握自己的热情……”[2](P8)为了让自己早日超离“失恋”的痛苦和人事纠缠，萧军5月5日日记载有其自创的摆脱痛苦的方法：每日晨起告诫自己要“健康”、“安宁”、“快乐”。而正在阅读《安娜·卡列尼娜》的他，次日更反省到自己“不适于做一个丈夫，却应该永久做个情人”[2](P10)。6日，他回复一封长信，将自己所认为的作为一个作家如何面对生活中的情感变故的态度，介绍给萧红： 我现在的感情虽然很不好，但是我们正应该珍惜它们，这是给与我们从事艺术的人很宝贵的贡献。从这里我们会理解人类心理变化真正的过程！我希望你也要在这时机好好分析它，承受它，获得它的给与，或是把它们逐日逐时地纪录下来。这是有用的。[1](P140) 这段规训意味浓郁的文字，居高临下地传达出一个极其怪异的逻辑：规训者的情感出轨，对于被规训者同时也是无辜受伤者及他自己这种“从事艺术的人”，都是一种很有益的经验，应该坦然接受并“好好分析”。命令的语气(“好好分析”、“逐日逐时”还带有着重号)和霸道的逻辑，自然让萧红难以接受。这一方面归之于萧军成名后的狂妄、自恋；另一方面，又源于二萧结合之初，他当年对张廼莹那“爱的哲学”的告知。 萧军此时的自恋之态常流露于日记：5月15日，他首先对萧红作出一种居高临下的判断，认为她“是一个不能创造自己生活环境的人，而自尊心很强，这样人将要痛苦一生”；接着更有一段对镜自怜：“我有真挚的深厚的诗人的热情，这使我欢喜，也是我苦痛的根源。晨间在镜子，看到自己的面容，很美丽，更是那两条迷人的唇……清澈的眼睛，不染半点俗气，那时我的心胸也正澄清。”[2](P13)所谓“真挚的深厚的诗人的热情”，应该是他常常情感出轨的根源所在。可见，青年萧军将自己的多情视为可炫耀的浪漫。渐近中年，其心态或许有所变化，1941年4月身在延安的萧军，听说黄源死于“皖南事变”，心有所感地在26日的日记里写道：“听说黄源在乱军中死了！不知道是否真确。我对他是抱着终身歉疚的。”[2](P417)正因狂妄与自恋，萧军无从体察自己给萧红带去的到底是什么。6日信中，在大段规训之后，还有类似“领导视察工作”般的指示：“注意，现在安下心好好工作罢，那时(指大约两个月后萧军自己也来北平——论者注)我要看您的成绩咧！” 5月9日在对萧军6日信进行回复之前，萧红述及收读对方两信哭了两回，6日自己也有一封信，只是因为流着眼泪写的没有寄出，怕自己的恶劣心绪影响对方。然而，等到情绪稍稍平复回复萧军，此信却是另番滋味。对方的规训、命令，令其大为反感。对于萧军所谓每天看天一小时变成美人的建议，她不无讥讽地回应道：“这个是办不到的，说起来很伤心，我自幼就喜欢看天，一直看到现在还是喜欢看，但我并没有变成美人，若是真是，我又何能东西奔波呢？可见美人自有美人在。”[1](P121)而对那即将视察其长篇创作计划的“命令”，萧红更是将新旧账算在一起反唇相讥道： 我的长篇并没有计划，但此时我并不过于自责。“为了恋爱，而忘掉了人民，女人的性格啊！自私啊！”从前，我也这样想，可是现在我不了，因为我看见男子为了并不值得爱的女子，不但忘了人民，而且忘了性命。何况我还没有忘了性命，就是忘性命也是值得呀！在人生的路上，总算有一个时期在我的脚迹旁边，也踏着他的脚迹。总算两个灵魂和两根琴弦似的互相调谐过。[1](P121) 据书信原件，萧红将最末一句划掉了，并在旁边注明：“这一句似乎有点特别高攀，故涂去。”[1](P122)在日本期间，萧红读到萧军小说《为了爱的缘故》引起不快。在那部关于二萧结合之初的自传性的小说里，萧军所传达的宏大而庄严的理想，让他自己即便卑怯的行为也变得无比冠冕；现如今，萧红似乎看穿了他那在革命、女色面前所表现出的空洞与虚伪。很显然，经历此前种种，萧红对萧军已然拥有另一层面的认知。这封信显然伤及萧军的骄傲，萧红的话真切戳到其痛处，令他不知如何回复。于是，13日日记载有：“昨晚吟有信来，语多哀怨，我即刻去信，要她回来。”[2](P13)萧军令萧红返沪的信只有寥寥数语，诸如“见信后，束装来沪”，原因是他“近几夜睡眠又不甚好，恐又要旧病复发”；并说“本欲拍电给你，怕你吃惊，故仍写信”。[1](P146)这显然是萧军急令萧红返沪而编造的借口，6日信中他还叮嘱萧红租房，两人准备在北平过冬。 萧军骄傲而难有自责并非偶然。这出于他对“情”与“欲”的认知。1937年5月11日，他在日记里认识到“获得‘性’是容易的，获得爱情是艰难的。我宁可做个失败的情人，占有她的灵魂，却不乐意做个胜利的丈夫……”[2](P12)正如前文他对自己所谓的“热情”的认知，可以肯定的是，当时，他对于自己的情感出轨给他人所带来的苦痛的认识，亦非常有限。这自然让他不可能从萧红的角度来看待自己的作为。正因如此，他回复萧红5月4日那封充满痛苦呼告的来信，更充斥居高临下的规训。信头由惯常的“吟”一变而为“孩子”。或许在他眼中，萧红永远只是一个需要庇护的“孩子”，眼下责任就是开出一个让她脱离痛苦的处方。在他，处方似乎早就有了，所以开头一段就自信地写道：“收到这封信——我想你的情绪一定会好一些。”[1](P142)而“处方”很简单，就是勇敢面对。相对于前信，此信的规训意味更加明显，满篇都是诸如“应该”、“不要”、“希望”、“要”之类带有命令语气的词汇，道理却极其宏大、空洞。收读这样的回信，萧红或许更加意识到在一个如此自恋的男人面前，已经无法达成真正的沟通。她所等待的，或许只是对方一声发自内心的道歉。但萧军此时没有这个意识，骄傲如他，“道歉”不在他的词典里。萧红也就觉得跟这样的男人说出更多真实所想也没有意义。5月15日，针对萧军的长信，她只作了一个极简短的回复，对萧军那热烈而庄严的规劝，冷淡回应道：“我很赞成，你说的是道理，我应该去照做。”[1](P125)不过，晚年萧军注释说，这不过是萧红的“反话”。 然而，多年来，在萧红传记研究中，人们往往自觉不自觉站在萧军立场上来理解萧红。即便对萧军此信的解读亦是如此，无视二萧平沪书信往还的大语境，甚至对萧军的注释也不在意。丁言昭认为萧军这封信“写得有情有理有节，任何人看了都会动心，因此萧红收到这封‘规劝的信’，说：‘我很赞成’，你说的是道理，我应该去照做”[3](P158)。季红真更认为：“萧军的这封信既诚恳地承认了自己的过失，也坦然地表达了对萧红情感的看法，重修旧好的愿望是明显的。萧红收到他的信以后，情绪有了好转：‘我很赞成，你说的是道理，我应该去照做’。”[4](P279)两位萧红传记作者之所以出现纰漏，除了对材料语境的疏忽之外，还与对萧红此时思想状态的认知不足有关。很显然，如此回应萧军，源于萧红独处东京的历练与女性意识的生成。某种意义上，萧军霸道的逻辑和居高临下的规训早已令其厌烦，她在寻求人格独立。或许，她由此看到在狂妄、自恋的萧军面前，与之心灵通约的不可能。一年后，二萧的分手自是必然。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