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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作家萧红逝后，其生平被一再叙述，传记多达数十种。然而，大多数叙述者受所能见到的材料的拘囿，对二萧分手前近六年的情感状态，很大程度上充满想象与讹传。近年，萧军部分日记公之于世，参照二萧1937年春平沪间的通信，可理性认知二萧真实的情感世界，以及最终分手的原因。 【关 键 词】萧红/萧军/萧军日记 【作者简介】叶君，黑龙江大学文学院教授 从1932年7月至1938年4月，萧红和萧军共同生活了差不多六年时间。二萧“浪漫”的结合，富有传奇色彩的成名以及让人扼腕的劳燕分飞，至今仍是人们津津乐道的话题。萧红的人生经历被一再叙述，初步统计，其传记多达60余种。拘囿于能够见到的材料，以往人们对于二萧分手前的情感状态，很大程度上充满想象与讹传。近年，《萧军全集》公布了1937年5月4日至1942年底的部分日记。1937年4月23日前后，萧红结束当年1月为抚平萧军1936年上半年的情感出轨而带来的情感创痛的东京之旅不久，因不堪再次面对对方更为严重的情感出轨，独自离沪北上，开始又一次疗治心灵之伤的旅行。在萧红传记研究上，二萧平沪间往还的书信(萧红自北平致上海七通，萧军上海致北平四通)素来被人忽视或误解，但却是了解萧红从日本归国后情感波动及思想变化的重要文献。参照此期及以后的萧军日记，则更有助于揭示二萧真实的情感世界，为今人理性认知二萧的最终分手，具有非同寻常的意义。 一 无论东渡扶桑，还是北上北平，萧红作为女性之“弱”在于，萧军与陈涓、许粤华等的情感纠葛，不仅给她带来心灵巨创，更扰乱了她作为一个痴迷于创作的作家的生活方式。对她来说，这是非常无情的双重困扰和折磨。每一次逃离是追求“眼不见为净”的自我麻痹；而更主要的是为寻得一个安宁心境的处所，进入写作状态，以达到对现实的暂时忘记。因而，无论东京还是北平，对于萧红来说是逃离更是找寻，伤痛和焦虑始终伴随着她。1937年5月3日在致萧军的第三封信里，她自述，“心情又和在日本差不多，虽然有两个熟人，也还是差不多”，同时更加明确地意识到：“我一定应该工作的，工作起来，就一切充实了”。[1](P115) 收读前两信后，萧军于5月2日回信提及，送萧红北上当晚回家，日记里记下当时心情：“她走了！送她回来，我看着那空旷的床，我要哭，但是没有泪，我知道，世界上只有她才是真正爱我的人。但是她走了！”[1](P136)对比晚年萧军对萧红北上缘起的讳饰(如为了访友、怀旧)，青年萧军当时的回信，坦率说出了其内心的愧疚，以及对萧红情感世界的真切感知。他也谈到自身心境烦乱，还有无法开始工作的焦虑。 也许，二萧同在上海期间，萧红无法当面向萧军直陈内心的伤痛。一旦时空间隔，萧红再次独自面对自我，终于有机会通过纸笔向对方倾诉。5月4日第四封信基本上没有了前三封信里的寒暄，直接表达内心苦痛的深巨。这在二萧往来书信中实属罕见： 我虽写信并不写什么痛苦字眼，说话也尽是欢乐的话语，但我的心就像被浸在毒汁里那么黑暗，浸得久了，或者我的心会被淹死的，我知道这是不对，我时时在批判着自己，但这是情感，我批判不了，我知道炎暑是并不长久的，过了炎暑大概就可以来了秋凉。但明明是知道，明明又做不到。正在口渴的那一刹，觉得口渴那个真理，就是世界上顶高的真理。 这回的心情还不比去日本的心情，什么能救了我呀！上帝！什么能救了我呀！我一定要用那只曾经把我建设起来的那只手把自己来打碎吗？[1](P116-118) 很显然，萧红让长久以来郁积的隐痛，有了一次痛快“说”出的机会，文字因情感起伏而错落有致，但是痛诉里亦充满理性，不再如此前组诗《苦杯》或《沙粒》那般哀怨。这封信是她与自身拉开距离之后的深刻观照。某种意义上，痛苦让萧红对自己甚至女性的命运有了更深切的认知。这封信似乎成为逼着晚年萧军无法回避萧红痛苦呼号的根源。1978年9月19日，他注释此信时坦承自己爱情上对萧红曾有“不忠实”发生：“那是她在日本期间，由于某种偶然的际遇，我曾经和某君有过一段短时期感情上的纠葛——所谓‘恋爱’……”[1](P119-120)他对因此给萧红带去的“刺痛”引为终身遗憾，但随即还是极力对几十年前的逝者，尽可能保持那份道德优胜：“除此以外，我对于她再没有什么可遗憾的地方：——对于她凡属我能尽心尽力的全尽过所有的心和力了！”[1](P120)人之晚年，似乎恩怨早该平淡，但萧军却仍力图从有限的自责中，尽力找到对于萧红的道德优胜，从而达到心理平衡。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