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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徽州人 无论是山水徽州还是乡村徽州，无论是财富徽州还是书香徽州，构成真正徽州的图景的是徽州人。是人在山水徽州享受山水之美，是人在乡村徽州感受并参与乡村生活，是人创造着财富徽州的财富，是人沉浸在书香徽州的书香氛围之中。人是徽州的灵魂。因此，徽州的图景中最不能缺少的是徽州的人，而明清文学中对徽州人的表现更为充分。 明清的小说、戏曲、诗歌、散文对徽州人都有描写和表现。不过，它们描写和表现得最多的还是徽州商人，这或许是因为徽商活跃于全国各地，特别引人注目；他们“好儒”的文化追求又比较让文人感到自己的价值所在，乐于将他们作为文章的主角；他们也有银子作为润笔让文人给他们撰写墓志铭之类的传记。例如在白话短篇小说中，就塑造了为数不少的徽商形象，在14部话本小说集中，确切点明“徽州商人”、“徽商”、“徽客”等字样、涉及徽商活动的篇目，达40篇之多。其中，《喻世明言》2篇，《警世通言》5篇，《醒世恒言》2篇，《初刻拍案惊奇》5篇，《二刻拍案惊奇》3篇，《西湖二集》2篇，《杜骗新书》5篇，《石点头》3篇，《贪欢报》5篇，《一片情》1篇，《醉醒石》1篇，《生绡剪》1篇，《十二楼》1篇，《豆棚闲话》1篇。相比较而言，散文中的传记对徽州人传述和描写更为集中。 明清文学中所描写的徽州人，有着如下文化性格和文化姿态： 一是崇“德”。徽州人遵循着儒家的文化传统，一向把德行放在人生的首位。这一文化性格在诸多的徽商传记中记录得特别多。桐城派名家戴名世指出：“徽人善为生，往往徒手致素封，然其处家庭朋友多仁让有厚德，盖货殖之事，非有士君子之行，亦不能以有成也。”[37] 综观明清徽商传记，详细描写徽商经营活动的篇章所占的比例并不大，而几乎每一篇都要叙及徽商的“义举”：扶危救贫、赈灾济民、修桥补路、兴建书院、设置义田等。如徽商佘育，在弃商而归潜虬山后，花了很多的钱“于山间构潜虬书院以馆四方交游暨来学者，而收训其族子弟于中；又构屋数十以居其族无屋者”，有人不理解而质问他：“夫商出入风波盗贼中，远父母兄弟之亲，而生尺寸于千万里之外，亦难矣！宜若是费乎？”佘育“笑而不答。退谓其族子弟曰：‘夫散者圣贤之懿，而聚者啬夫之行也。若以为金帛果足使子孙守哉？’”[38]徽商汪玄珍：“尝积米数千斛，贷与吴人，会水旱，吴人愿贸产市子女以偿。长公悉招诸人悉来合券，以债赐诸人，因烧其券。”[39] 在中国古代，“义、利之辨”一直是思想家们讨论的话题。而在徽商传记所传载的徽商经商实践中，“义”总是被放置在“利”之上。程嘉遂曾经记载过一位姓汪的徽商的事迹： 尝与其族人约，共贩卖，然未尝合资。公先行，会盐滞无所售，公急假贷，积若干。已，淫雨，翔贵，且若干倍。客咸谓公曰：“人未尝以资付公，公可独有也。”公笑曰：“余岂忍为是哉，必推让与共。”[40] 这个故事很有些道德意味：传主汪姓商人本与族人相约共同贩盐，但别人并没有出资。一开始他经售的盐滞销，后来碰上下雨，盐价上涨数倍，他很好地赚了一笔。有人就劝他，既然别人没有出资，你赚的利润可以独有，这于情于理于法都是无可非议的。但他却不愿这样做，而是“必退让与共”，汪姓商人的诚信乃至高尚的形象从而也站立起来了。 明代白话短篇小说中的徽商形象好坏参半，但有相当一部分作品也描写了徽商良好的德行。《二刻拍案惊奇》卷十五《韩侍郎婢做夫人，顾提控掾居朗署》中，写湖州一农民因欠官银二两被监禁，其妻子为救丈夫将家里唯一值钱的猪买掉，谁知被人用假银骗去，绝望之下，她准备抱着儿子投水自尽，恰好碰到一个徽商将她拉住，并赠以银两，赎出丈夫。可是，她丈夫却怀疑银两来路不正，晚上非要和她一同去徽商住处面“谢”，小说写道： 看官，你道徽商此时若是个不老成的，听见一个妇女黑夜寻他，又是施恩过来的，一时动了不良之心，未免说句把倬俏绰趣的话，开出门来撞见其夫，可不是老大一场没趣，把起初做好事的念头多弄脏了？不想这个朝奉煞是有正经，听得妇人说话，便厉声道：“此我独卧之所，岂汝妇女家所当来！况昏夜也不是谢人的时节，但请回步，不必谢了。”其夫听罢，才把一天疑心尽多消散。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