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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艺术探索与诗风新变 甲午战争时期的诗歌在艺术技巧、风格特征等方面也发生了显著变化，自觉求新、着意创变，形成了众体兼备、风格多样的创作格局，成为近代诗歌全面繁荣的一个重要方面。 (一)叙事性和批判性的自觉增强，诗史意识的强化彰显 抒情性是中国诗歌最深厚、最具有民族性的传统。但清代以降，诗歌出现了叙事性增强的趋势，这也体现在近代诗歌之中。鸦片战争时期出现的反侵略爱国诗歌潮流，就涌现出大量的系列诗歌，其在主题设计的自觉性、集中性和叙事周详程度方面均表现出远绍前人、着意创新的特点，而这些特点在甲午战争诗歌上也有鲜明反映。 黄遵宪《悲平壤》、《东沟行》、《哀旅顺》、《哭威海》、《马关纪事》、《台湾行》等诗作，和丘逢甲《海军衙门歌同温慕柳同年作》、《闻胶州事书感》、《老番行》、《苗粟县》、《述哀答伯瑶》等诗篇，都是在民族精神和爱国情怀驱动下创作的甲午战争的形象诗史。而倪在田以十八首“望”字为题的诗作，全景式地描绘了十八个战略要地的危急局势。从诗歌体式上看，这十八首诗运用了七律、七古、五噫歌、汉乐府体、三言、四言、五言、杂言歌行等体式，表现出主题明晰与形式灵活相结合的鲜明特点，体现了自由创造、灵活多变的创作观念和诗歌文体的创新变化。 另一方面，为了增加诗歌的内容含量，充分发挥叙述与议论结合的特点，一些诗人还比较多地运用歌行体，特别在对甲午战争中逃跑投降、愚昧卑劣的腐败官员进行的辛辣嘲讽中，着意运用滑稽诙谐、夸张讽刺的手法，形成了独特的风格。黄遵宪《度辽将军歌》写吴大澂大言欺世，极尽滑稽讽刺之能，被钱仲联誉为“悲愤之思，出以突梯滑稽之笔，集中七古压卷之作也”(63)。周锡恩《感事》云：“战守不谋谋出狩，徒闻英杰满中朝。”(64)吴重熙《感事》云：“三军奉命唱刀环，一见群酋匹马还。……此辈本宜高阁束，有何才略救时艰？”(65)也都是对清政府和军队中毫无才略、尸位素餐者的奚落。 毛乃庸《赤嵌城》题下标明“哀台民也”(66)，《莲花漏》题下标明“讽枢臣也”，即“首句标其目，卒章显其志”(67)的结构方式，显然是继承唐代元稹、白居易“新乐府”的怨刺讽喻传统，着意营造伤时讽世的艺术风格。《莲花漏》云：“天子筹边夜不眠，诸臣赐对容犹倦。但言奏捷在须臾，小丑何容劳圣念。明日金銮再召见。明朝再见将何如？怀中幸有和戎书。”(68)对只懂得谎报胜利的文官武将进行了犀利的批判，深刻的思想与讽刺批判手法得到充分展现，丰富了甲午战争诗歌的风格构成。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