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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我们可以结合桥仁的家世、经历等判断桥仁有著《大戴礼乔记》的可能性。《后汉书·桥玄传》记载：“桥玄字公祖，梁国睢阳人也。七世祖仁，从同郡戴德学，著《礼记章句》四十九篇，号曰桥君学。”⑤《汉书·儒林传》载：“小戴授梁人桥仁季卿、杨荣子孙。仁为大鸿胪，家世传业。”⑥桥仁究竟是戴德弟子还是戴圣弟子？不少学者误认为《后汉书·桥玄传》中的“德”当为“圣”字之讹，如王鸣盛《蛾术编》卷六、黄以周《礼书通故》卷一、雷学淇《介庵经说》卷六、黄侃《礼学略说》等。孙显君对此已有辨析：“戴德年长于戴圣，并先于戴圣而亡，因此桥仁很有可能先师戴德再师戴圣。”⑦孙氏的观点令人信服，惜未深论。桥仁在元、成帝时师从戴德学礼，由于戴德亡故，大概在戴圣第二次担任博士之际又师从戴圣，平帝元始二年(2)至四年担任大鸿胪。西汉经学处于创立期，师法尚未趋于一尊，《汉书》中记载改换师法的现象比较常见。《大戴礼》至哀、平帝时期得立学官，并由弟子徐良担任博士。桥仁从自身经历出发，斟酌大小戴师法异同著《大戴礼乔记》是很有可能的，其具备编选的学术条件。可惜，由于《大戴礼记》的地位和影响远不如《礼记》，《大戴礼乔记》更不会引起时人关注，淹没不彰，直到明代焦竑时方见著录。 综上所述，焦竑《国史·经籍志》的著录当属可信，《大戴礼乔记》并非伪书，而是桥仁编选的著作。 2.卢辩注八卷本与《大戴礼乔记》关系蠡测 北周时卢辩注《大戴礼记》有八卷二十四篇，又曾讲解《夏小正》篇，故卢辩注本共二十五篇，因《夏小正》与《保傅》同为一卷并不影响八卷之数。卢注八卷本与《大戴礼乔记》八卷之间是一种巧合，还是具备因袭关系？解开这个谜团是探索《大戴礼记》版本的重要突破口。 卢辩注本的由来无外乎两个途径，一是自己编选，二是使用前人编选本。结合当时的社会背景来看，后者的可能性更大。南北朝时期战乱不断，朝代更迭频繁，社会极不稳定。卢辩历经西魏和北周，一生戎马倥偬，两过家门而不入，又积极参与朝廷制度改革，于繁忙之际注解《大戴礼记》已属难得，自己编选的可能性不大，卢辩注本很有可能依据的是前人编选本。 卢辩“累世儒学”，其父为太常丞，其兄研究《礼记》为当时硕儒，其家学具备浓厚的礼学研究氛围。他曾任太子少傅、少师，或许与其对《大戴礼记》的研习有密切关系。卢辩研习《大戴礼记》的同时，对《礼记》也颇为熟悉，其经历与桥仁相似，他应该能够注意到《大戴礼乔记》。《大戴礼乔记》很可能是卢辩注选择的底本，卢辩有可能对《大戴礼乔记》原篇分卷作注解形成了八卷本。也就是说，《大戴礼乔记》至少经历了两次编订，即桥仁编选篇目(可能含原有篇次)，卢辩分卷并作注。由于残缺不全的篇次和注释及《大戴礼记》本身的不受重视，历代书目均不载《大戴礼乔记》。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