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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战争、饥馑与政治运动 战争与饥馑，这是最影响到乡土、影响到普通人的事件，也是二十世纪造成人类最大量死亡的事件。战争直接剥夺人的生命；而饥馑则剥夺对生命的供养。战争与饥馑也是中国历史上最常见的两大灾难，二十世纪还出现了一个“新鲜事物”，是“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政治运动”，这种政治运动可以说和战争饥馑也难分难解，它不仅摧残生命，也羞辱生命；不仅剥夺肉体的生命，还剥夺生命的尊严。它直接剥夺的生命数量也许不如战争和饥馑，但却大大加剧了战争的残酷性、惨烈性和饥馑的封闭性和严重性，甚至直接构成它们的原因。而它的一种全民动员机制和全面控制机制，不仅常常阻止了平民对战争的疏离和饥荒中的自救，甚至创造出新的风调雨顺且无战争条件下的大饥荒。 《丰乳肥臀》就是这样一部在二十世纪中生命屡遭战争、饥馑和运动横暴摧残和剥夺的历史记录。其中的主人公——母亲上官鲁氏——的一家人就是一个缩影。她的公公和丈夫死于战争，婆婆在战争中发了疯。在母亲一九〇〇年出生的那年，在她唯一的儿子上官金童一九三九年降生的时候，都遇上了外国侵略者加给她们所在村庄的战争，而两次都让村子尸横遍野。除了外扰，还有内战。母亲的次女、六女、两个外孙，都可以说是死于内部或对外的战争，长女婿和次女婿也可说都是因战争而死；她的四女因为饥馑而将自己卖为妓女，最后则死于政治运动的羞辱和摧残；参加了革命并成为领导干部的五女也仍是不堪残酷斗争的运动而自杀；被打成“右派”的七女、失明的八女则是死于和平时代的饥馑；最大的女儿、唯一的儿子也是屡遭战争、饥馑和运动之苦，最后一个被判死刑，一个一事无成。她的八个女儿无一善终，且都先她而去。 我们首先来看战争。克劳塞维茨说，战争是“流血的政治”。战争是政治冲突极端化的表现。战争是暴力的相争。如果没有遇到一些约束它的因素的话，比如说实力的约束，战争按其本性来说是一定要走向无限战争的。政治常常是战争之因，但又是其果。政治是可以成为战争的引发因素的，但也是可以成为战争的约束因素的——如果这政治是比较文明和清明的政治。但如果这政治本身就凶狠的话，那么，它不仅会构成战争之因，还会大大加剧这凶狠和残酷，而凶狠常常带来更大的凶狠。如果不是实力过于悬殊的话，战争的逻辑就常常是最狠的那个赢。而战争不仅是暴力，是强加，也是欺诈，或者鼓励欺诈，甚至在小兵的层次上也是如此。战争埋葬亲情、埋葬友谊，鼓励一切在平时被视为不道德的手段。比如我们看《丰乳肥臀》中的这一段描写： 沙梁上的兵像皮球，成群结队地滚出来，与那些戴铁帽子的兵打成一堆儿。吱吱哟哟地叫，呜里哇啦地吼，拳打的，脚踢的，卡脖子的，捏蛋子的，咬指头的，揪耳朵的，抠眼睛的。白刀子进去红刀子出来的。什么法子都使出来了。一个小兵打不过一个大兵，小兵悄悄抓起一把沙子，说：“大哥，论起来咱俩还沾亲呢，俺堂哥的媳妇是您的妹子，你别用枪托子擂我好不好?”大兵说：“算了，饶了你吧，我还到你家喝过一次酒，你家那把锡酒壶做的有机巧，那叫鸳鸯壶。”小兵突然扬起手，把沙子打在大兵脸上。大兵眼被迷住了，小兵偷偷地转到大兵脑后，一手榴弹就把大兵的脑袋砸得葫芦大开瓢。天亮时，一群群的铁帽子兵举手投了降。 而几乎是在抗战刚结束，这一内战就开始了。上官金童的二姐夫司马库率领他的抗日别动大队开进了村子。他的人毫不吝惜子弹，他们的汤姆枪和盒子炮把大量的子弹倾泻在河水中，打得河中像开了锅一样。“如果他们当时要消灭共产党的爆炸大队，足可以杀个人芽不剩。”但他们只是施行恐吓战术而非杀戮，仅仅打死打伤了爆炸大队十几个人而将他们吓走赶跑。几年之后，当爆炸大队改编成一个独立团杀回来时，司马支队则几乎全军覆没，被杀戮殆尽，这时那些被枪毙的士兵和军官，无不感到有点委屈。但这似乎就是战争的本性、战争的逻辑。而按照莫言在他为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的长篇小说写的序言中，在谈到悲悯时引用了一个真实故事，说明还在抗战结束之前，国军(被称为“顽军”)和共军之间的内战就已经变得非常凶狠了。后者在撤退时，将前者的四个被认为是间谍的人，包括一个身份为医生的人，直接用锄头、刺刀一个接一个地在他们的惨叫声中干掉。数十年后，当时“毫不动容”的亲历者回忆了这一血淋淋的场面，而引用者评论说：“在战争这种特殊的环境下，他们是真正的杀人不眨眼。但我们有理由谴责他们吗?”也许回忆者和引用者都是想说，悲悯比这更复杂，不能书生气，乃至人该狠的时候还是要狠，以及杀人者在别的时候和方面可能还是一个慈祥的好人。但在数十年之后来反省这一事件，还是可以有新的更深思路的，即思考为什么人们会陷入这样一种必须你死我活，而且如此残酷地处死的境地?可不可以避免?以及卷入其中的人们的行动是加剧了还是减弱了这一残酷?这当然不是要具体的行动者完全负责，但也不是完全卸责。的确，更多的原因是来自上层。造成这样一种你死我活、不共戴天的局面的人要负主要责任，但是具体的行动者也要考虑和反省。这不是什么书生气不书生气的问题。这就是残酷，就是必须防止再次发生的残酷。这种残酷是我们必须牢记并努力防止的东西。我们要记住并防止这样人杀人，尤其中国人杀中国人，而且是如动物般地杀戮的残酷事件再度大规模发生。而我忧惧的是，如果解释不当，如果认为这种残酷就是必要的，这种解释恰可能成为再次造成这样一种局面的“理由”。 而《丰乳肥臀》中的母亲当时就是有反省的。当跟着独立团回来的五女上官盼弟说：“我们把天下夺回来了!”母亲的反应却是：她仰望着乱云奔腾的天空，呢喃着：“主啊，您睁开眼睛看看吧，看看这个世界吧……”母亲的这一反省不需要多么高深的思想，她根据的就是最朴素的常识和生命本能，当然还有真正的善意和悲悯。而小说的作者也曾于二○○○年三月在哥伦比亚大学的讲演“我的《丰乳肥臀》”中说：“我就像小说中的母亲那样，满怀着悲悯之心，看待分别属于不同政党和集团的孩子们的生死搏斗。无论是谁的死去，都会让母亲痛心。许多昨天还神圣的掉脑袋的事情，今天已经变成了人们口里的笑谈。”他说他关注的“起码是在近现代历史中的千百万中国人的命运，国民党也好，共产党也好，都是漫漫历史长河中的短暂现象，谁都不可能‘万寿无疆’”。 战争是最狠或最强的人取胜，而饥馑则是最弱的人先死，最弱的群体先亡。于是往往是老人孩子妇女首当其冲。有自然灾害带来的饥馑，也有人为因素(如战争、动乱和政策)带来的饥馑，而按照阿马蒂亚·森的观点，即便是自然灾难带来的饥馑，其中也有人为的因素起作用。通过铁桶般围困一座城市来谋求战争的胜利，其中最先和大量饿死的一定是被围困城里的平民而绝非军人，所以说，我们“只是要让城里的军队因饥寒交迫而投降”的说辞永远是一种不实之词。只要还剩下一点粮食，有枪就有粮，有权就有粮。三年大饥馑虽然城里人也在饥饿中，但饿死的几千万人几乎全都是种粮的农民。 《丰乳肥臀》先是写到了战争年代的饥馑。母亲的四女因为要救饥饿的全家人，而将自己卖给了妓院。在人们饥饿将死的日子里，县城的教堂将施粥赈济，于是人们在黑夜里奔往县城，当力气快要用尽，众人纷纷在路上倒毙的时候，是一个乡亲，也是一个英雄樊三大爷，将大家从通向死亡的虚假温暖中唤醒起来，步入通向生存的真实寒冷。他点燃了自己的皮袄为大家照亮路径，许多人终于得救，而樊三大爷自己却死在了路上。 但莫言小说着墨最多的还是和平年代的那场大饥馑。他的几乎所有涉及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最初三年的作品都写到了饥饿，写到了如何想方设法寻找食物，包括吃树皮、草根，甚至煤块。他在《丰乳肥臀》中写到了饿殍遍野的一九六〇年春天，蛟龙河农场“右派”队里的“右派”们，都变成了具有反刍习性的食草动物。每人每天定量供给一两半粮食，再加上仓库保管员、食堂管理员、场部要员们的层层克扣，到了“右派”嘴边的，只是一碗能照清面孔的稀粥。当播种春小麦的时候，为了防止人们偷食，麦种里拌上了剧毒的农药。当春小麦长到膝盖高的时候，各种各样的野菜、野草也长起来了。“右派”们一边锄地一边揪起野菜，塞进嘴里，咯咯吱吱地吃。田间休息的时候，人们都坐在沟畔，把胃里的草回上来细嚼。人们嘴里流着绿色的汁液，脸色都肿胀得透明。当农场的春小麦即将成熟，好像已经到达了饥饿岁月的最后关头。为了恢复体力，迎接繁忙的麦收，上级分配下来一批豆饼，每人分得四两。但就像吃了毒蘑死去的霍丽娜一样，母亲的第七个女儿乔其莎也因为多吃了豆饼而死。而在此之前，以前是骄傲的校花的乔其莎已经为了获得一点救命的食物而不得不忍受炊事员张麻子的奸淫。为防止在磨坊里干活的女人们偷吃粮食，给她们都戴上了笼嘴。肉体在生命奄奄一息之际已经变得麻木，尊严也荡然无存。 这场大饥馑也是作者亲历的大饥馑。莫言甚至说摆脱饥饿就是他创作的主要动机，说他的作品虽然“看起来迥然有别，但最深层里的东西还是一样的，那就是一个被饿怕了的孩子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他谈到一九六〇、一九六一、一九六二这三年，他所在的村庄只有一个女人怀过孕，因为她丈夫是粮库的保管员。他自己和家人、伙伴吃过了各种青苔、树皮，甚至煤块，而之所以他一家没一个饿死的，全仗着他那位在供销社工作的叔叔弄回来一麻袋棉籽饼，那玩意现在连猪都不吃，但在当时连草根树皮都吃光的时候，无疑是救命的灵丹妙药。他们吃着棉籽饼终于熬过了最艰难的岁月。 作者所亲历的时代还是连续不断的政治运动的时代。《丰乳肥臀》和《生死疲劳》首先都写到了“土改”。这也是第一次在全社会大规模确定世袭阶级身份的运动。在《丰乳肥臀》中，作者写道：哑巴率着区小队，将司马库家的桌椅板凳、坛坛罐罐分送到村中百姓家。但白天分下去的东西，晚上便全部送回到司马家大门口。这是动员起来的“土改”，而且后面是用武力做后盾的。而当召开“土改”斗争大会时，一乘双人小轿，抬来了一个大人物，十八个背着长短枪的士兵护卫着他。母亲的五女婿鲁立人县长见了他，也像学生见了老师一样恭敬。据说，这个人是最有名望的“土改”专家张生(估计原型是指康生)，曾经在潍北地区提出过“打死一个富农，胜过打死一只野兔”的口号。 在斗争大会上，一位因和“土改”干部有私隙而被枪毙的生意人赵六的亲戚徐仙儿特别积极，他可能是为了报复，不仅要求抓住和枪毙司马库，还要求枪毙他的幼子幼女(到最后他其实也不忍了)。鲁立人想保护这几个也是他的亲戚的孩子，提议在场群众举手，是否同意枪毙司马库的儿女，结果群众都不举手。这时大人物张生脸上挂着一丝冷笑，他对鲁立人说：“你再问一下台下，有没有同意不枪毙司马库子女的。”群众依然深沉地低着头，不举手，也不出声。张生此举可以说是一种深知人性和群众弱点，也利用人性和群众弱点，且不是导向不忍，而是导向残忍的举动。 在那个阴森森的大人物张生像剥皮刀一样锋利冷酷的目光注视下，鲁立人终于张开嘴，宣布要立即处死司马库之子司马粮和司马库之女司马凤、司马凰。当他的妻子上官盼弟骂他道：“你昏了头，下这样的命令?”鲁立人用拳头捶打着脑袋，悲凉地说：“穷苦的老少爷们，你们说，我鲁立人还是不是个人?枪毙这两个孩子我心里是什么滋味?这毕竟是两个孩子，何况她们还跟我沾亲带故。但正因为她们是我的亲戚，我才不得不流着泪宣判她们的死刑。老少爷们，从麻木的状态中苏醒过来吧，枪毙了司马库的子女，我们就没退路了。我们枪毙的看起来是两个孩子，其实不是孩子，我们枪毙的是一种反动落后的社会制度，枪毙的是两个符号!老少爷们，起来吧，不革命就是反革命，没有中间道路可走!”结果，司马粮虽然在群众掩护下偷偷爬行溜走，但司马凤、司马凰这一对双胞胎姐妹却都被一枪毙命。以上的话解释了为什么能够作出杀死儿童这一有悖常伦的决定，即把真实的生命变成一种要消灭的旧制度的符号，且没有中间道路可走，或者不让自己有退路。 尽管鲁立人最终坚持了鲜明的阶级立场，后来他和他的妻子甚至改名换姓，断绝了和母亲一家的亲戚关系，但是，这种“原罪”可能还是不易消除，他们在后来的历次政治运动中，还是越来越不得志，官似乎也越做越小。在战争年代，鲁立人何其风华正茂，精明强干，富有光彩，后来经历了多次政治运动之后，却越来越黯淡和萎缩，就像鲁立人的妻子上官盼弟所说：“你知道，我和老鲁，混到今天这个份上，是多么地不容易。”“就是这样吹，人家还嫌我们右倾。”最后鲁立人心脏病发作而死，易名马瑞莲的上官盼弟则在“文革”中自杀，遗言恢复原姓名，并将自己的遗体送回母亲老家。 《生死疲劳》也是从其主人公、地主西门闹“土改”时被枪毙写起。之后他经历了七度轮回。而轮回的起因是他始终不服，在阎王殿里大闹，认为自己太冤枉。他自述说：“想我西门闹，在人世间三十年，热爱劳动，勤俭持家，修桥补路，乐善好施。高密东北乡的每座庙里，都有我捐钱重塑的神像；高密东北乡的每个穷人，都吃过我施舍的善粮。我家粮囤里的每粒粮食上，都沾着我的汗水；我家钱柜里的每个铜板上，都浸透了我的心血。我是靠劳动致富，用智慧发家。我自信平生没有干过亏心事。均分土地，历朝都有先例，但均分土地前也用不着把我枪毙啊!”而在西门闹被枪毙之后，后续运动的锋芒却指向了他救活的孤儿，后来成为他家长工的蓝脸。蓝脸分到土地之后，憋足了劲要好好干，但是不久就兴起了合作化和人民公社运动。他坚持单干，于是成为历次运动的对象，甚至众叛亲离。他的生命或还无虞，但却得不到出自自身意愿，也不妨碍他人的舒展。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