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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尾处“我”独自向着旅馆走去，“寒风和雪片扑在脸上，倒觉得很爽快。见天色已是黄昏，屋宇和街道都织在密雪的纯白而不定的罗网里”。年轻时的旧友，连同故乡曾经有的珍贵的回忆，都被这漫天的白雪覆盖了。独自在雪中走着的“我”，该往何处去？被看作是《在酒楼上》姊妹篇的《孤独者》也有着类似的结尾：“发出一声长号后，我的心地就轻松起来，坦然地在潮湿的石路上走，月光底下。”这种结尾作为重要的文本线索，给解读者提出了一个问题，明明叙述的是极其沉重的悲剧故事，为何叙述者“我”“倒觉得很爽快”，“心地就轻松起来”？这一困惑成为众多解读的难点和焦点所在。安敏成将之归为“顿悟性的反讽”，认为结尾除了暗示叙述给叙述者带来情感上的解脱和宣泄感之外，这一反讽式的结尾更暗示着叙述者“我”对所讲述的悲剧故事(如阿顺的故事)要求的道德承担责任的逃离和道德上的失败。(13)另一类代表性的解读是将“我”独自走向雪中看作启蒙者和革命斗士对妥协者吕纬甫的批评和否定；或者暗示“我”弃绝了吕纬甫的妥协和魏连殳的歧途，走向新生的自我。(14) 我们觉得这些解读都可以成立，但都不够全面，简单的政治解读或简单的肯定或否定都显得勉强。(虽然)“寒风和雪片扑在脸上，倒觉得很爽快”，指向的是抒情主体的“我”，是从作品第一个字到最后一个字后面的那个叙述者“我”，也间接指向隐含作者和真实作者的主体“我”。这是典型的鲁迅式的主体的存在方式，是叙述主体精神世界的悖论性和叙述姿态的悖论性合一。如果其中暗含反讽，应该是主体性的反讽，是人生存悖论本身的反讽。鲁迅曾说过：“我自己对于苦闷的办法，是专与袭来的苦痛捣乱，将无赖手段当作胜利，硬唱凯歌，算是乐趣。”虽是他一贯避重就轻和戏谑消解的口吻，隐藏其后的却是沉重的，时刻感受着“黑暗和虚无乃是实有”的那个主体。 韩南曾说，作为一个经常使用第一人称的作家，鲁迅极少表现自我。韩南所言，应理解为鲁迅和同时期的其他众多抒情作家如郁达夫、郭沫若等相比，不同于他们以自我为中心的自我情感的宣泄和放大，缺乏一个成熟的个体“自我意识”所要求的批判理性——怀疑和反思的能力。韩南也提到鲁迅作为一位内心自觉的作家来说，正是通过“反讽和超然”的艺术手法，达到对自我意识的怀疑和反思。这一结论已经被广泛接受和认可。冯乃超将《在酒楼上》的“我”与鲁迅对等起来，将鲁迅树为批评对象，将《在酒楼上》的“我”主观地简单化为隐遁主义的代表，批评鲁迅革命立场不够，缺乏行动热情，当然是受到了其革命文学立场的影响。冯的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立场已经被文学史所揭示。但是他认为作品耽于作者主体情绪的抒发和自我的抒解，隐含着作者对记忆和传统的复杂暧昧态度，这种整体把握还是不失见地的。同时他将鲁迅与“我”对应起来，也没有太大的问题。从叙事学上分析，无论是吕纬甫所叙述的事件，“我”的视角之下的吕纬甫的叙述，“我”的叙述，这一切都是隐含作者的操作。我们固然不能直接将“我”等同于鲁迅，但可以看作鲁迅精神世界的折射，叙述者“我”在叙述姿态和视角上的“超然和反讽”，折射着“我”的精神世界，直接指向鲁迅的精神世界。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周作人说：“《在酒楼上》是最富鲁迅气息的作品。”不仅是因为叙述事件和鲁迅的人生经历相关，更在于其叙述的形式以及整体的意义构成了鲁迅的主体精神世界。 在《彷徨》中，“鲁迅的彷徨心态集中地体现于他作为知识分子的自身观照之中，即存在于他这一‘主体’的深切体验之中，而不是密集地体现在对国民灵魂和社会改造等问题的思考之中”(15)。鲁迅小说的第一人称叙述小说展现的彷徨的知识分子形象，更是鲁迅自己的主体世界的折射。《在酒楼上》双重第一人称叙事和意象的隐喻和结构作用，达成了叙事和抒情交织成一体的高度的诗化效果。浓烈的抒情意向，以及抒情主体精神世界的悖论，决定了叙事学分析的捉襟见肘和结论的局限性。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