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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白话何以成文：白话文的被质疑 白话文运动提出以白话代文言，确立了白话文的价值地位，也遭遇到了反对者的质疑和来自白话文阵营内部的批评。白话文运动倡导者在提出主张之后，却面临被“默杀”的处境，“好像是尽在空中挥拳”，(22)于是便由钱玄同化名王敬轩与刘半农演出了一场“双簧戏”。钱玄同以守旧派的口吻攻击白话文，指责白话文“得新忘旧，是乃娼妇所为”，有意凸显反对者的道德立场，同时还从文章学角度称赞古文“讲起止”，“别内外”，“字义含蕴既富，字形又至为整齐”，“文有骈散，各极其妙”，“章法至为谨严”，“选学之文，宜于抒情，桐城之文，宜于论议”。说林纾是“当代文豪”，“用笔措辞，全是国文风度”。(23)这些说法虽是白话文倡导者的“自编自演”，但经过精心设计，直击守旧派的道德文章。 事实确是如此，守旧派从传统道德和文言文立场，批评新文化倡导者的大逆不道，批评白话文因不合章法而显得稚嫩、粗糙。白话文运动反对文言文，其中也有文言文“不便于识，不便于写”，“意义模糊”，“文法极不精密”，没有“新理新事新物之名词”，不便于“今日学问上之应用”等原因。(24)包括胡适的“怎么说就怎么写”，也主要是以文章写作的便捷、自由，以表达的明白、清晰为目标的。守旧派的反对并非毫无道理，它与白话文倡导者的冲突，不仅是文化思想观念的斗争，而且也有文章观念的矛盾。守旧派为了维护文章传统而反对白话文。 说到文白之争，绕不开集古文家和守旧派于一身的林纾。演“双簧”的钱玄同把他作了批判的靶子，还下了一个“选学妖孽，桐城谬种”的鉴定。(25)陈独秀在回应胡适时，也把林纾的同路人——明代前后七子与八家文派之归(有光)、方(苞)、刘(大櫆)、姚(鼐)称为“十八妖魔”。(26)林纾是传统文章学研究的名家，著有《春觉斋论文》，从“意境”、“气势”、“筋脉”、“风趣”、“情韵”以及古文所忌的“直率”、“剽袭”、“陈腐”、“涂饰”等方面加以阐发，不失为古文理论的集大成者。(27)就文章而言，钱基博认为他承传了唐宋文脉，“民国更元，文章多途，特以俪体缛藻，儒林不贵，而魏晋、唐宋，骈骋文囿，以争雄长。大抵崇魏晋者，称太炎为大师，而取唐宋，则推林纾为宗盟云”。(28)有着如此丰厚的古文理论和创作经验，于是，林纾提出了古文是“白话之根柢”，“无古文安有白话”，(29)以及“非读破万卷，不能为古文，亦不能为白话”(30)等说法。其实，最让林纾忧虑的不是欧风东渐之后古文的命运，他“不为吾文之累”，而是“俗士以古文为朽败、后生争袭其说，遂轻蔑左马韩柳之作，谓之陈秽”，以及由此带来“中华数千年文字光气”的“暗然而熸”的结果。(31)在大厦将倾之时，他深感力不从心，“吾辈已老，不能为正其非，悠悠百年，自有能辨之者”。(32)文言文被林纾当作支撑传统文化最后的一堵墙，但白话文运动提出以白话代文言，怎么说就怎么写，近于釜底抽薪，使林纾的古文理论和经验成了一面飘摇在墙头的灵旗。 《学衡》杂志也是反对白话文的阵地之一。由吴宓执笔的“杂志简章”，其中的“体裁及办法”直接宣称：“本杂志行文，则力求明畅雅洁，既不敢堆积饾饤，古字连篇，甘为学究，尤不敢故尚奇诡，妄矜创造。总期以吾国文字，表西来之思想，既达且雅，以见文字之效用，实系于作者之才力。苟能运用得宜，则吾国文字，自可适时达意，故无须更张其一定之文法，摧残其优美之形质也。”(33)这里的“明畅雅洁”、“既达且雅”和“适时达意”都是传统文章标准，显然是针对白话文的有感而发。胡先骕指责白话文“大有所蔽”，“以浅陋文其浅陋”，从理论上批判白话文“怎么说就怎么写”“昧”于文章之“理”。他认为：“文学自文学，文字自文字，文字仅取其达意，文学则必达意之外，有结构，有照应，有点缀。而字句之间，有修饰，有锻炼。凡会习修辞学作文学者，咸能言之，非谓信笔所之，信口所说，便足称文学也。故文学与文字，迥然有别，今之言文学革命者，徒知趋于便易，乃昧于此理矣。”(34)这里所说的“文学”即是“文章”，“文字”就是“语言”。文章要“有结构，有照应，有点缀”，依此而言，白话文因其“便易”和“浅陋”，就失去了文章的价值。这样，在胡先骕眼里，白话文需要解决的不是文章好不好的问题，而是有没有“文章”资格的问题。这样的判断和看法让人唏嘘不已。1925年复刊的《甲寅》杂志，明确宣布“文字力求雅洁，白话恕不刊布”。章士钊讥讽“作白话而欲其美，其事之难，难于登天”，(35)这相当于给白话文判了死刑。史志学家瞿宣颖比较《甲寅》和《新青年》的文体，认为《甲寅》“文体纯正，不取白话之说”，而《新青年》“自矜文体活泼，不取古文”，所取白话“既限于今日通行之一种，永永自缚于枯槁生硬之境”。于是，他历数文言的种种好处，“缘其组织之法，粲然万殊。既适于时代之变迁，尤便于个性之驱遣。百炼之铁，可化为饶指之柔，因方之珪，亦倏成遇圆之璧。若八音之繁会，若五色之错呈，世间难状之物，人心难写之情，类非日用语言所能足用”。(36)说的有些天花乱坠，可见其迷恋古文之深。他还说“欲求文体之活泼，乃莫善于用文言”，说出了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白话要成文，就不能自限白话，更不能拘泥于白话。“善用文言”不失为一条可取的路径，也应引起白话文运动倡导者的反思。 不仅如此，在白话文倡导者内部也有不同声音，对白话何以成文也有不少批评。这些批评者在目标上与白话文运动是一致的，说他们批评白话文，还不如说是他们对白话文有更高的期待和诉求。胡适曾经在自传《逼上梁山》里将白话文运动描述得很有预谋性，说成是“认定历史趋势”、“打笔墨官司”、做“方案”、设计“路线”、“作先锋”、“十仗之中，已胜了七八仗”等。(37)实际上，他们更多还是摸着石头过河，理论上很有些捉襟见肘，创作上也是力不从心。来自白话文内部的批评声音，主要集中在白话文的文法建设上。朱我农就给《新青年》写信，提出“笔写的白话”，“不能全然相同”于“口说的白话”，口说的白话没有“笔写的白话”“详而周到”，所以，“文法是不可少的”。(38)周祜也在通信里提出，改革文学“应当制造一种文法做后盾”，“小学有小学的文法，中学有中学的文法，由浅而深，使人看了，就会作文”。他还找到了中西文学的证据，“东西各国的文学，莫不都有一定的文法，文理极为清楚、句子极为明白，依法去做，也是极容易”，“中国文学也该当有一种文法，那新文学然后能够成立”。(39)这些呼吁或建议既有白话文习作者的诉求，也不乏理性的思考。刘半农对白话文的文法建设出力最多、思考也最为深入。1920年，他出版了讲义《中国文法通论》，认为文章与文学都要有文法，只是在“作法”上有不同，作文章“当讲文法，在必要之处，当兼讲论理学。作文字当讲文法，且处处当讲论理学与修辞学”。(40)朱我农以有无文法来区分口头语和书面语，刘半农以不同文法区分文章与文学，文法问题就成了白话文内部争议的焦点。(41) 胡适对白话文法却不甚感兴趣。他说：“从没有一个文学家自己定下做诗做文的规则。我们的白话诗，现在不过在尝试的时代，我们自己也还不知什么叫做白话诗的规则”，“凡文的规则和诗的规则，都是那些《古文笔法》《文章轨范》《诗学入门》《学诗初步》的人所定的”。(42)胡适理想的白话文是“怎么说就怎么写”，需要不断去“尝试”，正如他自己“尝试”新诗一样。这样的白话文自然没有文法和作法的基础，也缺乏传统文章的严谨、守规矩。在这种情形下，向胡适索要白话文的文法，他的回答难免带有些个人情绪。他在文学“八事”里也提到了“须讲求文法”，但却讨论得非常少，只说“不讲文法，是为‘不通’。此理至明，无待详论”。(43)在他看来，“讲究文法”不言自明。但“文法”却是文章写作的重要依据，没有文法，白话何以成文？白话文不得不承受这样的质疑。钱玄同的想法也与胡适比较接近，他认为：“新国文不单是讲求文法就完事的，应该改良的地方很多”，自《新青年》提倡白话文学以来，“还没有见到多大的效果”，所以还“要竭力进行”，用“‘愚公移山’的方法去做必有达到目的之一日”。(44)钱玄同的意思是先扎实推进白话文实践，暂时没有文法，或者说白话文即使不合文法也没有多大关系。他宣称：“我们现在做白话文章，宁可失之于俗，不要失之于文”，(45)“做文章是直写自己脑袋里的思想，或直叙外面的事物，并没有什么一定的格式”。(46)这一怎么想就怎么写的文章理念也就是胡适的“怎么说就怎么写”的变体。 应该说，守旧派反对白话文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47)白话文内部的批评也并非无益。尽管他们的立场和观点都不相同，但都以文章观念为标准或依据，从不同角度提出了白话何以成文的标准，有助于促进白话文倡导者的自我反思和理论建构。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