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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文章即说话：白话文观念的确立 1917年，胡适发表了《文学改良刍议》，提出文学改良“八事”，在继晚清之后再次启动了白话文运动的按钮。后来，他将文学“八事”修改为以“说话”为中心的四条主张，也就是“要有话说，方才说话”，“话怎么说，就怎么写”，“要说我自己的话，别说别人的话”和“是什么时代，说什么时代的话”。②在“话怎么说，就怎么写”这一条里，还特别注明是“八事”中“不作无病之呻吟”，“不用典”，“务去滥调套语”，“不讲对仗”和“须讲究文法”等“五事”的变相。这样，“有话说”和“怎么说”就成了文学“八事”和“四条”主张的关键内容，也是白话文观念最为简洁的表述。周作人曾对五四白话文和晚清白话文作过比较，认为五四白话文的特点在于“话怎样说便怎样写”，晚清白话文则是“用古文想出之后，又翻作白话写出来”。③这也等于认同了胡适的主张。胡适自己也曾使用“活的文学”和周作人提出的“人的文学”来概括新文学理论。④他所说的“活的文学”主要是指“活的语言”，表现为语言的“鲜活”、“灵活”和“生活”等特征。实际上，最能体现语言之“活”的应该就是“话怎么说就怎么写”了。但胡适对这句话也没有作更多的解释，他只是强调了“说话”的“话”和白话文之“白”的价值。他理解白话文的“白”，是“戏台上‘说白’”的“白”，是清楚、明白的“白”，是“黑白”的“白”，“干干净净没有堆砌涂饰”。⑤这样的“白话”显然带有生活化、口语化和明晰化的语言特点，但却不具备白话文的文章特性。白话文之所以成为文章，关键还在于“怎么写”。 怎么说和怎么写关系到文章的形式和技法，陈独秀提出的文学“三大主义”，就以推倒“雕琢的阿谀的”、“陈腐的铺张的”和“迂晦的艰涩的”文言文形式为目标。胡适则忙于白话文学史的建构，为“白话文学之为中国文学之正宗”寻找历史依据，为“以白话代文言”确立历史合法性。至于如何实现从“说话”到“文章”的写作，则由傅斯年作了回答。他把“说话”看作是白话文的“凭藉”，是白话文“语言的质素”。它所具有的“快利清白”、“自然的简截的活泼的”等特点，可以成为“制作白话文的利器”。因此，他提出应“留心说话”，“留心自己的说话，留心听别人的说话”。⑥但是，“说话”只是白话文的原材料，从“说话”到“文章”，还需要“直用西洋词法”，写作“欧化的白话文”。⑦从胡适倡导“话怎么说就怎么写”，到傅斯年主张“留心说话”，“说话”被当作白话文理论的基点，后来的叶圣陶也承续了这样的思路，认为“语体文的最高境界就是文章同说话一样”。⑧由此，“文章即说话”也就成了白话文倡导者最先提出的文章观念。 但是，文章之“话”并不完全是口语所说的“话”。刘半农就说：“天下决没有照着口里所说，逐字写下，一些不加剪裁与修正，就能成得一篇文章的道理”。⑨写文章是要对“说话”作加工的。鲁迅的感受也比较真切，他认为：“语文和口语不能完全相同；讲话的时候，可以夹许多‘这个这个’‘那个那个’之类，其实并无意义，到写作时，为了时间，纸张的经济，意思的分明，就要分别删去的，所以文章一定应该比口语简洁，然而明了，有些不同，并非文章的坏处。”⑩说话更多的是为了表达方便、自然和顺畅，文章却要受“时间”和“纸张”等物质条件的限制，为了达到“简洁”和“明了”，自然就有“做”的程序和章法，当然，“太做不行，但不做，却又不行”。(11)周作人多次发出“作文难”的感叹：“做文章到底是苦事”，既要有“想说的话”，还要想到“话”该“怎么说”。(12)他关心的“话”该怎么说考虑的就是文章的作法，他还从语言的使用和接受角度区分了“口语”和“文章语”的不同，认为：“口语是普通说话用的，为一般人民所共喻；文章语是写文章用的，须得有相当教养的人才能了解”，它虽以口语为基础，但“用字更丰富，组织更精密”，更“适于表现复杂的思想感情”，一般日用口语是“不胜任的”。(13) 这实际上说到了语言的主体性问题，也就是“谁”用语言，为“谁”而用语言的问题。由此，周作人区分出“普通说话用”和“写文章用”两种语体，对应“普通人”和“相当教养的人”这两种不同的接受者。20世纪西方哲学曾发生了语言论转向，重建了语言与人的关系，把语言作为存在论看待。语言是人的生存方式，是“最切近于人的本质的”。(14)周作人并不具有存在论的语言观，他立论的依据主要是人的社会身份和地位，语言只被视为交流的工具，但他却提出了语言的主体性问题，隐含着不同主体有着不同的语言方式这一判断。这无疑是很有启发性的说法。与周作人不同，胡适的文章观念有自己的出发点，他曾不无自豪地提到五四白话文运动取得的成绩，就是对语言主体的消解或者说整合。他认为晚清白话文运动之所以不成功，就在于“把社会分作两部分：一边是‘他们’，一边是‘我们’”。(15)作为老百姓的“他们”可用白话，出身士大夫的“我们”则用文言作诗作文。五四白话文运动就没有“我们”和“他们”的差别，都用白话说话或作文。这的确是五四白话文运动所取得的成绩之一，也可以说是现代中国思想运动采用的一种方式，即通过话语革命来变革和统一思想。但通过改变语言的方式去整合和改造社会，也容易导致语言和主体的双重迷失。每个人都拥有自己的语言世界，语言的改变会引起生活、思想和思维方式的变化，语言的重建也会使思想和思维发生重组。五四白话文运动提倡文章即说话，把说话作为文章写作的前提和基础，也有整合“我们”与“他们”语言差异的愿望和意图。钱玄同说过：“现在我们认定白话是文学的正宗：正是要用质朴的文章，去铲除阶级制度里的野蛮款式；正是要用老实的文章，去表明文章是人人会做的”。(16)“话怎么说就怎么写”就体现了“文章人人会做”的理想，目的是为了打通“说”、“写”、“读”之间的阻隔，解构传统文章义法及其至尊地位，也有助于新思潮的传播和接受。 这样，白话文运动所建构的“文章即说话”观念，主要不在于“怎么写”的技术问题，而在于它承担着社会改造的任务，也就是傅斯年所说的“借思想改造语言，借语言改造思想”的历史责任。(17)这也是白话文不同于传统文章学的地方。白话文被看作现代人思想独立的标志。鲁迅提出：“我们要说现代的，自己的话；用活着的白话，将自己的思想，感情直白地说出来”，(18)白话和文言成了两种不同的人生选择，关系到是“抱着古文而死掉”，还是“舍掉古文而生存”的问题。(19)所以，白话文观念在本质上是现代思想观念发生变化的问题，是“思想上有了很大的变动，所以须用白话”，“假如思想还和以前相同，则可仍用古文写作，文章的形式是没有改革的必要的”，(20)因为“人们对于政治、经济、道德等的观念，和对于人生、社会的见解，都和从前不同了”，“对一切问题又都有了新的意见要说要写。然而旧的皮囊盛不下新的东西，新的思想必须用新的文体传达出来，因而便非用白话不可了”。(21)这样，白话文不仅是“怎么说就怎么写”，还有“借语言改造思想”的任务，在形式上，它以通俗、鲜活为目标，在内容上，则以自由和个性为追求。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