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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文心雕龙》研究的整体判断是建立在对每一句、每一段和每一篇的准确理解之上的，如果常常错会刘勰的意思，当然也就谈不上有效的研究。就拿上边所讨论的这两句话，我认为就对理解《文心雕龙》的书名乃至他对文学的基本态度具有重要的作用。关于刘勰对文学的基本态度，有人认为他是尊奉儒家经典而反对六朝唯美倾向的，这似乎已经成为《文心雕龙》研究的主流观点。但是他却如此强调词句安排与典故运用，希望写出犹如锦绣般漂亮的文章，可知他是多么重视文章的审美特性。刘勰当然也重视文体的选择、体要的把握和体貌的讲究，所以他把“设情以位体”(《镕裁》)、“观位体”(《知音》)的尊体放在了创作与批评的第一位。但是，作为文章写作的整体过程与最终结果，他依然对语言技巧的运用与华美漂亮的体貌充满了向往。因此，《文心雕龙》这个书名所体现的内涵，我以为不是简单地分为重视作家灵巧构想的“文心”与讲究华美漂亮的“雕龙”两个意项就可了事的。其实，“文心”所思考的主要对象便是如何构成“雕龙”的效果，“雕龙”也就成为“文心”所指涉的主要对象。所以无论如何，刘勰都是一位深受时代影响的文论家，对文章的华美特质有一种本能的爱好。这无论是就其可以用深邃思想与高超技巧写出《文心雕龙》这样漂亮的骈体文章，还是他在书中所侧重的对于词语安排与典故运用的精心探求，都可以得出如上的看法。 其实，学界早已对古代文论研究与文学史研究的关系有所关注。王运熙在20世纪90年代便主张不能仅仅盯住古代文论的理论范畴，而应当重视古代文论家对于作家作品的评价。而要理解文论家对作家作品的评价，又必须熟悉文学史。他在谈及自己的研究经验时说：“研究中国古代文论，要求得深入，应当有较扎实的中国文学史基础。郭绍虞先生致力于中国文学批评史研究，他生前有一次和我谈起招收‘中国文学批评史’专业的研究生问题时，认为最好让学生用一段时间学习文学史，然后学习文学批评史，这样更容易学好。他的意思也是学文学批评史应以文学史为基础。老一辈的学者，对汉魏六朝文学，往往主张要同时学习萧统《文选》和《文心雕龙》两部书。因为《文选》着重选录汉、魏、两晋、宋、齐、梁各代的诗、赋和各体文章，而《文心雕龙》评论作家作品，也以汉、魏、晋、宋为主；《文心雕龙》肯定的作品，也常见于《文选》；两书的文学观有不少相通之处。《文选》中的作品熟悉了，就会给理解《文心雕龙》带来很多方便；反过来，《文心雕龙》熟悉了，也会对理解《文选》中作品大有裨益。这一例子，说明研究古代文论，和多读有关古代文学作品结合起来，可收相得益彰的效果。”(20)王先生的话乃是经验之谈，如果没有文学史知识做基础而做古代文论研究，往往会造成空谈体系的隔靴搔痒。尤其是他所说的《文选》与《文心雕龙》的关系，的确是研究《文心雕龙》不可忽视的重要环节。需要指出的是，王先生的话还是稍显笼统了些。我认为他所说的文学史知识也好，作家、作品也好，必须集中到两点上进行讨论，这就是创作经验与文体意识。所谓的创作经验，当然首先是指研究者本人最好能够从事古代文体的写作，从而具备写作的实际经验。如一时难以做到亲自动手写作，也最好能够站在作家的立场去考虑理论的问题。而要站在作家立场，就必须掌握古代相关文体，从文体的角度去把握写作时的种种环节与体验，然后才会深入把握相关理论范畴的真实内涵。比如前边提及的黄侃、刘永济等，他们自身可以写作文言文，也可以说是有创作经验的，可为什么还会出现那么多的误读与误解。我想主要问题就是忽视了相关文体的写作经验，具体讲也就是关于骈体文创作的经验。因为自五四运动以后，文言文尽管被批判，但多少还活在一些文人的笔端。可骈体文自唐代的韩愈开始，往往成为被批评的对象。尽管在清代此种文体又一度复活，但在现代学者眼中却已成为过时的死文体，像汉赋、八股文一样，骈体文逐渐被历史所尘封，大多学者对这些文体往往从其外部进行知识性的了解，缺乏实际写作体验和亲切感。当大家对这些文体已经不再拥有实际的文学写作经验的时候，再来讨论解释与之相关的理论范畴，自然就不免有扞格难通之感了。于是，便只好从其熟悉的现代理论范畴与现代文学经验去理解古代文论，遂造成不可避免的偏差而难以恢复其原有形态与内涵。 尽管本文只是从一句话的解释来说明文体意识、写作经验对于诠释文本的重要作用，但由此我们依然可以得出如下结论：文学理论的研究固然在于总结世界通用的文学原理及其普泛意义，但这并不意味着研究者只关注抽象的文学原理而忽视其时代与地域之间的差异，因为那样将会失去文学理论研究的丰富内涵与实践价值。因此，弄清每一时代与作家的创作情况，取得丰富的写作经验，然后再辨析针对这些经验所提出的文学问题与理论范畴，将会帮助我们更准确地诠释那些文学理论的经典。尤其是进行跨文化研究的比较文学研究者，要真正进入某一文化研究的真实语境，那么了解其文学写作的经验与历史，就成为其进入门槛的基本功夫。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