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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余论 关于历史人物的形象，近年来学界有“三种形象说”(“历史形象”“文学形象”“民间形象”)和“四种形象说”(“历史上的真实人物”“历史记录中的人物”“后世解读的人物”“读者接受的人物”)。这两种说法似乎都忽略了“文学形象”或“后世解读的人物”其实也是“接受的历史形象”。因为能够进入文学作品的历史人物，他们对后世的影响所及首先就是作家，然后才是作家笔下的由历史人物演绎出来的文学人物对于广大受众的影响。后世作家运用文学的手段演述历史人物的故事，宣扬和传播了历史人物；尽管这个历史人物在作家的笔下早已不同程度地发生变异，但这正好表明作品中的文学形象是作家对相应历史人物接受的结果。基于此，笔者认为，可以把进入文学作品中的历史人物分为“真实的历史形象”(历史上的真实人物)、“记录的历史形象”(史书记载的人物)和“接受的历史形象”(包括“文学形象”和主要受文学形象影响的“民间形象”)三个层面。其中，“记录的历史形象”应该与“真实的历史形象”基本吻合，但由于史家诸多主客观条件的限制，已经不完全是历史真相了；而“接受的历史形象”更不可能与“真实的历史形象”完全相同，但也不排除二者之间总要存在着某些外在与内在的联系。 清代道情、宝卷中的文学人物韩愈之于历史人物韩愈，就是这样一种关系。一方面，它们在前代文学——特别是俗文学——作品的基础上虚拟了有关韩愈的许多故事和细节，作为后世作家与写手解读和接受历史上韩愈的一种“精神桥梁”；另一方面，这些作品中的韩愈又与历史真实及史书所载的韩愈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前文论及“‘心气’韩愈”与“‘性情’韩愈”的历史依据正好印证了这一点。这就意味着，研究历史人物的文学形象也是有助于对历史人物本身的感知和认识的。特别是要研究后世人对历史人物的接受，其所塑造的历史人物的文学形象的价值就更大。因为这种文学形象不仅是作家和写手接受历史人物的精神收获的物化形态，更重要的是，它将深刻影响广大受众心目中相关历史人物形象(即“民间形象”)的产生和完成。即是说，“文学形象”和“民间形象”虽然同属于“接受的历史形象”，但二者出现的前后次序不同，而且前者显然对后者有着极大的“导向性”甚至“规定性”。在废名短篇小说《文公庙》中，王大奶和她的孙女就“都喜欢‘韩湘子度叔’的唱本，孙女儿唱，祖母听，‘韩湘子度叔’上面有‘韩文公’，而且，‘谪贬潮阳路八千’”。可见文学形象韩愈在普通百姓中间的确产生了潜移默化的影响。而类似这种有关韩愈多重形象与社会影响的研究，目前在学界还有很大的留遗空间，亟须研究者来弥补这个缺憾。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