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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清代道情、宝卷中的“心气”韩愈 韩愈《送侯参谋赴河中幕》有云：“尔时(按指自己年轻时)心气壮，百事谓己能。”所谓“心气”，中医学指心的生理功能；而从心理学和伦理学的角度说，“心气”就是志气、正气。有理想愿望，有责任担当，高度自信，持正不阿，是谓有“心气”。这种“心气”近乎孟子所标榜的“至大至刚”“配义与道”的所谓“浩然之气”，是一种贯注了极高的道德修养后表现出的宏大志气、风发意气、凛然正气。清代的道情、宝卷——主要是“蓝关走雪”以前——就再现了一个拥有宏大壮盛“心气”的韩愈。 首先，这个韩愈热衷功名，心怀高远。道情、宝卷中的韩愈作为封建时代的一个读书人，最强烈的愿望就是要科举成名，进而寻求建立功业，以光耀门楣。因此，他努力寻求科第出身是极其自然的。不仅如此，当他功名在身以后，又要请“高明先生”教导年仅7岁的湘子。于是《九度文公道情》和《白鹤传》中，韩愈让人叫湘子出来，先要“问他几句”，“看他志气如何”。《湘子传》还和这两个本子一样，安排了韩愈在请先生之前苦心孤诣训导湘子的细节。这些本子中，韩愈不厌其烦地历数甘罗、姜子牙、孟夫子、朱买臣、班超、窦燕山、苏老泉事迹，勉励湘子向这些功名昭著的前贤学习，通过“十年寒窗辛苦”以求“书中荣显”。这一方面固因大哥韩休临终托孤义不容辞，一方面也是取决于韩愈自己向来所奉行的价值和所坚持的高度的自我期许。而这样的情节恰是古小说及明代小说、传奇所没有的。 其次，这个韩愈刚肠嫉恶，正气凛然。如前所述，“南坛祈雪”情节中，《九度文公道情》把3年“长安大旱”归因于宪宗的“无道”，特别是韩愈领受祈雪御旨时心下想的竟是“君王无道，于臣何干”，无疑较明清其他俗文学作品凸显了韩愈耿介刚正的性格。当然，“官贬潮阳”的情境更集中体现了韩愈的这种性格。事实上，道情、宝卷除了《蓝关九度道情》②以外，均笔调沉重地描述了韩愈“谏迎佛骨”所遭遇的险恶场面；《蓝关宝卷》还与《韩湘子全传》一样大段抄录了韩愈《谏迎佛骨表》原文(有删改)。然而如前所述，《九度文公道情》《白鹤传》则更加表现了韩愈对宪宗的怨恨与不满： ［山坡羊］罢了！老天，老天！韩愈本是个护国忠良，君王不听良言语。……［驻云飞］珠泪满腮，恼恨君王听残(谗)言，无故摘(谪)贬潮阳县。(《九度文公道情·摘贬潮阳》) 想我韩愈官拜礼部尚书，也不是尸位素餐，也曾替圣朝除些弊患。虽不比稷契皋夔，伊周望散，赤胆忠肝，也不像曹操的奸谋诡计。到今番好可怜，为块骨头就要斩了英雄汉。难道不怕天，难道无神鉴？(《白鹤传》第十回)委屈里透着意气，愤懑中带着直气。“直气”者，正气也。王建《寄上韩愈侍郎》诗就赞韩愈为“不以雄名疏野贱，唯将直气折王侯”。文天祥《发高邮》诗亦自许曰：“我今载南冠，何异有北投。不能裂肝脑，直气摩斗牛。”所不同者，文天祥的“直气”在为国效死的决心中显现，韩愈的“直气”则在忠而见黜的悲愤中透出。 “尔时心气壮，百事谓己能”原是韩愈回忆自己年轻时的精神状态的。看来历史上的韩愈对孟子的“丈夫”人格及其所倡导的“养吾浩然之气”倍加赏誉和推崇，并非偶然。而实际上，“心气壮”又何止是韩愈早年的精神状态？元和五年(810)韩愈42岁，由国子监博士改授河南县令，因惩不法军人触怒留守郑余庆；七年(812)45岁，因“妄论”柳涧事由尚书职方员外郎复降为国子博士；九年(814)47岁，吴元济反，朝臣多主招抚，韩愈上《论淮西事宜状》力驳之；十二年(817)50岁，以太子右庶子兼御史中丞、充裴度行军司马讨吴；十四年(819)52岁，宪宗遣使者往凤翔迎佛骨，王公士庶竞相膜拜，百姓烧顶灼臂事佛以致破产。韩愈上表力谏，触怒宪宗，被贬潮阳；穆宗长庆二年(822)55岁，奉使镇州宣抚叛军，说王庭凑归顺朝廷……这些都说明，其实历史上的韩愈始终都保持了一种壮盛的“心气”。这也是道情、宝卷中的韩愈“心气”的历史依据。 当然，道情、宝卷中的“心气”韩愈也有另外一面：自以为是，盛气凌人。这自然是集中体现在他对待佛道二教的态度上。谏迎佛骨，是由于韩愈认为佛骨是“假宝”，且于“文武忠良”不利；攘斥道教，则一是因为两个道人(钟吕二仙)哄湘子抛弃学业离家出走，二是因为韩愈在官贬潮阳之前基本上不相信神仙的存在。因此，尽管越到后来他对湘子诸多“神功”的“解说”越显乏力甚至十分可笑，可他就是“死硬”到底，拒不认输，反而刚愎自用，气焰骄横，动辄大骂“游方野道”，或命人将来者(扮成道人的湘子)“与我拿下，打他四十”。尤其是每当湘子要他随其出家修行，他的反应总是异常激烈，多次将其赶走。这种粗暴的态度既是韩愈真性实情的表露，同时也是他骄傲自大心理的写照。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