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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清代道情、宝卷中的“性情”韩愈 《庄子·缮性》曰：“文灭质，博溺心，然后民始惑乱，无以反其性情而復其初。”“性情”，指人的禀性和气质，亦即人的个性、情感中最真实的东西。庄子把这种“性情”看成是人先天带来的最可宝贵的禀赋与资质，而反对文饰与博学，认为那样就毁坏了质朴之风，淹没了纯真之心，才导致人民的惑乱。古往今来，就有一种所谓“性情中人”，他们质朴真率，随性而动，不矫情，不做作，不刻意隐藏自己的真实性格、思想和好恶。经典文人如屈原、司马相如、嵇康、陶渊明、李白、苏轼、徐渭、曹雪芹等就都是这样的人。 史上韩愈无疑也属于“性情中人”，这充分表现在他的日常生活和工作中。韩愈“食不择禁忌”③，晚年家居比较随便，常穿“白布长衫紫领巾”④；没钱时赊账饮酒，有钱了就大兴土木，所谓“清俸探将还酒债，黄金旋得起书楼”⑤；他因侄子即将离去而与之“盘宴”一昼夜依依难舍⑥；更有甚者，朋友张籍来看他，二人“对食每不饱，共言无倦听。连延三十日，晨坐达五更”⑦，竟然废寝忘食地闲谈了一个月；他“气厚性通……与人交，始终不易。凡嫁内外及交友之女无主者十人。幼养于嫂郑氏，及嫂殁，为之朞服以报之”⑧；他“不顾流俗，犯笑侮，收召后学，作《师说》，抗颜而为师”，招来“群怪聚骂”，被诬为“狂”⑨；他“因使过华”，遇华阴令柳涧被劾，贸然替柳开脱，致使自己被指“妄论”而由职方员外郎贬回国子监。⑩又据韩愈《上张仆射书》，他受徐州节度使张建封之邀，前去充任幕僚，初到徐州就对其“晨入夜归”的上班制度不满而致书于张，说如果这样的话，他“必发狂疾”，干不好工作，建议每天“寅而入，尽辰而退。申而入，终酉而退”，以“使不失其性”。张建封应该是采纳了韩愈的建议，才使韩愈虽然此时常抱怨怀才不遇，但还是留任了一二年。 道情、宝卷虽未出现上述生活细节，但其中的韩愈仍然是一位“性情中人”，主要体现为如下两个方面： 一是坦直疏率，胸无宿物。史上韩愈“常惋佛老氏法溃圣人之堤”(11)，而以儒家道统自许；道情、宝卷中的韩愈对待仙道的态度却是几经转变。起初，韩愈对仙道并无成见。《蓝关宝卷》承袭《韩湘子全传》，说湘子出生3年不曾说话，吕师与钟师扮作阴阳先生，拿一粒丹药给湘子吞服，湘子便能开口叫“叔父”，二师则“化道清风而去”，致使韩愈感慨“这二位恐是仙家所化”。此后韩愈于洒金桥邀钟吕二仙所扮道人回家，留其在睡虎山教湘子读书。在《九度文公道情》和《白鹤传》中，韩愈听了二道“遍读书史”的自诩后，还称赞其是“一翻疯话，又是一翻真语”，“一翻训词，又是一翻玄妙”，这才决意请二道做了湘子的老师。只因后来得知二道并未教导湘子读书上进，反而诱其学仙，整天唱渔鼓道情，使韩愈大失所望，怒将他们赶走。而在“南坛祈雪”和“湘子上寿”中，湘子也扮作道人前来，韩愈一方面居高临下，态度简单粗暴；另一方面也因多次亲历和目睹湘子“神功”与“仙术”而不由自主地与之接近和周旋，直至“蓝关走雪”时才改变态度，接受仙道思想，情愿随湘子修行。如此一波三折，完全是韩愈的胸怀坦荡、心底无私所致，绝非有意而为。即便是在湘子“仙术”前拒不认输，也只是因为他对自己的看法充满信心，并不认为自己有改变观点的必要。同样，当湘蓝二仙所化番僧进献佛骨，满朝文武“大家默默都无言，只有韩愈逞高见”。《九度文公道情》以及《白鹤传》《湘子传》还将韩愈表奏佛骨不祥的情节改为韩愈坚执二僧所献乃“假宝”，不可能是真的“西方佛骨”的观点，结果被宪宗以“欺君”之罪下令处斩，改贬潮州。这实际上是有意淡化了史上韩愈固有的反佛立场和态度，从而使受众更能感知到这个人物的心直口快、胸无城府。 二是随性任真，雅俗不拒。道情、宝卷中的韩愈，可谓朝堂之高，一言九鼎，堪为栋梁重臣；居家之严，蓄内抚孤，洵是德馨恩崇。因此，这个韩愈在人前显露的就纯是一派天真，根本不需要装腔作态、矫情饰行。换句话说，高朋满座、优雅谈吐，或者骄尊傲物、盛气凌人的韩愈，是真的；哭天喊地、濒死改道，或者贪财好吃、俗不可医的韩愈，也是真的。特别是后者，往往给人印象深刻。由于已经有了前面志得意满之韩愈的比衬，“官贬潮阳”后的韩愈虽然最终“得道升仙”，却更像是一个祸福无常、七情六欲的普通人。《蓝关宝卷》中的韩愈，面临斩刑及流贬潮阳，心惊胆战，痛哭流涕。此时的韩愈，若论“心气”固是大不如前，但其所发散出来的“地气”却更加浓厚了，因而其所蕴聚的人性的魅力也更加强烈了。至于《九度文公道情》和《白鹤传》中韩愈在蓝关由于“雪打风吹昏花眼”而“枯梅认作一个人”的细节，更使广大普通受众也仿佛置身于一种万死投荒、凄惶无助的人生窘境，而与作品中的韩愈发生无可避让的心灵的碰撞和情感的共鸣。当然，朝堂上忠肝义胆、正言厉色的韩愈，转瞬间竟跟平常人一样在飞来横祸面前几至“精神崩溃”不堪言状，恐怕要让一班专门喜欢围观“超级英雄”临难不惧、慷慨赴死的好事者大失所望了。 其实，道情、宝卷中韩愈性格最有趣的看点，还在于他贪财好吃、俗不可医的一面。此正是这些作品与相关明代小说、戏曲最大的不同之处。特别是《九度文公道情》和《白鹤传》《湘子传》中韩愈故事的结局，迥异于《韩湘子全传》《升仙记》而颇具喜剧色彩。韩愈的那一番贪恋人间富贵享乐的所谓“真言”，的确是把他不可救药的凡心俗情和盘端出了(12)，正所谓“人瘦尚可肥，俗士不可医”(13)。从作者和写手的角度说，这无疑是最后完成了将韩愈“世俗化”的过程。这一方面更加拉近了韩愈与广大受众之间的距离，显示出前所未有的亲和力量；另一方面又给那些幻想做神仙却又不愿放弃世俗享乐的凡夫俗子勾画出一个效法的样板，吸引更多命里注定成不了神仙的普通人去相信所谓“神仙道化”的天方夜谭。然而韩愈的这番“真言”对于“仙缘”浅薄似笔者之流来说，却难免油然而生一种滑稽风趣之感。特别是《九度文公道情》中，韩愈去做“南京都土地”是被恨铁不成钢的铁拐李“一拐棍将他打下南天门”的，就更让人在粲然一笑之余，觉得这个韩愈反倒更加讨人喜欢。其实，这个韩愈放弃官复“卷帘大罗仙”的机会，而更乐得当个远离权力漩涡、微不足道却衣食无忧逍遥自在的“土地爷”，又充分说明他的“大俗”中原是带着“大雅”的，绝非一般庸碌无为、不求上进之流所可比肩。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