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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蒲松龄的实用主义宗教观 《聊斋自志》中的转世故事固然表明了蒲松龄家庭有信奉佛教传统。从其本人的创作看，《聊斋志异》近五百篇小说中，有三分之一写到因果报应，有近四十篇涉及僧侣生活，在篇末的“异史氏曰”中包含一些关于佛教观念的议论，《蒲松龄文集》还有几十篇为寺庙、祠社撰写的碑文。很多研究者由此得出蒲松龄笃信佛教(45)、宗教意识浓厚的结论，还有专门讨论《聊斋志异》佛禅层次的研究(46)。 由这些证据就推导出蒲松龄笃信佛教的结论，似乎难以服众。首先，大部分聊斋小说改编自前人小说和民间故事，题材和主题是本来如此的，例如关于道士的小说，多是仙道助人惩恶的主题，似乎与魏晋以及唐人同题材小说的影响有关，而邪恶僧道害人的故事多来自当时的民间传闻。即使是那些独立创作的小说，因为文学的虚构性质，也不能完全把它们当做蒲松龄的宗教思想。其次，身为有一定知名度的乡村秀才，蒲松龄免不了要为人作应酬文字，当时民间佛教活动频繁，关乎佛教的文章较多也在情理之中。值得注意的是，《聊斋志异》写释道两家，并无数量上的明显差异，道士形象大都扶危助弱、善良仁慈，如《崂山道士》、《小谢》、《向杲》、《画皮》、《寒月芙蕖》等，其中的道士多为正面的仙道，被称为仙人。写僧人多是恶僧、孽僧，如《金世成》、《金和尚》、《珠儿》、《僧孽》等，“贪、嗔、痴”三毒俱全，敛财犯戒、以邪术杀人等等。蒲松龄又字留仙，似乎很有慕仙的意思，以至于给人留下“尊道抑佛”的阅读印象(47)，可见道士的形象要比和尚的形象正面得多。如果按照这样机械的逻辑，我们是否可以得出蒲松龄特别尊崇道教的结论呢？ 其实，身为儒生，蒲松龄作品更热衷“教忠教孝”。儒家的人伦道德是其小说主题的奠基和归宿，他那时时进发的怀才不遇的义愤也是属于世俗儒生的。儒家文化执著于现实世界的入世态度，使他势必要对社会人生责任有所承当。不只是其小说浸润着儒家意识的政治性、伦理性和实用性，其伦理主义的热情也破坏了宗教神圣的情感和精神。他对于宗教的态度也抱持着实用主义的精神，使之为己所用，成为能够化解身心压力的方式。 蒲松龄的文字和小说也可以证明这一点。他在《为觉斯募修白衣殿疏》中说：“昔先大人与先从祖，皆艰于嗣，于是合力捐赀，建白衣殿于满井堂之东偏。”(48)《述刘氏行实》记其父蒲槃曾“周贫建寺，不理生产，既而嫡生男三。庶生男一”(49)。蒲家和佛教的结缘，其前因和后果是很符合世俗信仰的模式的。父亲因子嗣艰难而求助于神佛，信仰得到了回报，这一方面说明瞿昙转世是蒲家与佛教结善缘得福报的结果，另一方面说明蒲松龄的宗教立场是民间性的，他看重的是灵验与否、有无回报这样的问题。作为务实的乡村民众中的一员，蒲松龄的宗教观就体现了老百姓信仰上的务实态度和功利心。他们不会“割目下之近欲，修难成之远功”(50)，能否满足人们的现实需要和欲求成为信众们选择某种宗教或信仰的首要条件。这种民俗宗教文化决定了《聊斋志异》里神灵信仰的多样化，佛道神人，虫蛙花卉，神无大小，灵验为尊，这也决定了蒲松龄和其家人对瞿昙转世神话的理解与接受态度。 文人与佛教结缘，用汤用彤的话说：“溯自两晋佛教隆盛以后，士大夫与佛教之关系约有三事：一为玄理之契合，一为文字之因缘，一为生死之恐惧。”(51)蒲松龄处于明清宗教的世俗化氛围中，与早期文人义理化的宗教信仰已是不同。自宋代以降，佛教已由上层社会和文人学士喜爱的义理型宗教转向了广泛影响民间社会生活的大众性佛教。其主要特征就是迷信成分远远超过理性成分。蒲松龄笔下的神灵偶像呈现芜杂的状态，不但是儒释道三教的神祇可以共处一室，对人间事务“齐抓共管”，青蛙、柳树、牡丹这些庶物也手握着凡人难及的神通，所以值得崇拜。这种多元混杂、但求灵验的民俗宗教意识，才是形成蒲松龄笔下人情和谐、温情脉脉的鬼神仙魅世界的宗教基础。儒释道合流的民俗宗教“是蒲松龄时代、蒲松龄家乡、蒲松龄父老亲朋们的宗教情绪的原生态”(52)，也是蒲松龄宗教信仰的本来面貌。蒲松龄在《募修三教堂疏》将儒释道称为擎天“三柱”，一视同仁地膜拜颂扬。“呜呼，草昧既开，贻九流之满地，劫灰不尽，赖三柱之撑天，虽则香火一堂，昉于俗祠，抑亦人情不能已也”(53)。其小说人物，如《汤公》中进士汤聘死后，由道家的文昌帝君、儒家宣圣人和佛教的菩萨三教尊神通力合作得以起死回生，可见三教在保护信众平安方面是不分彼此、互相依持的。 要之，蒲家信奉的佛教本身就是变了形的、很难完全归入主流的佛教。如研究者所言，宋元之后，民间社会的宗教信仰是有别于正统宗教的儒释道合流的民俗宗教，其“通俗型、习合型、杂糅型、变体型的宗教形态”，不可能按既有正统宗教的分类对号入座(54)。以佛教而言，世俗化、平民化了的佛教取代了义理型的佛教，在民间发挥着广泛的影响。宋元之后信仰佛教之普及，有“家家观世音，处处弥勒佛”之势，但信仰的功利化也是非常显著的特点，如僧侣遁入佛门非是出于信仰，而是别有所图，成为一门生计和谋生手段；士大夫官僚不是为信仰而做功德种福田，而是为了释罪愆、求回报(55)；至于跪在佛前磕头礼拜的妇孺老幼，其“行为无异于在街头上做买卖，香烛和磕头是阳冥之间的通货”(56)。蒲松龄所信仰和表现的佛教就是这样和民俗精神融合起来的、变形的、注重现实利益的佛教。 《聊斋志异》中除了儒释道三教之外，也有白莲教、五通神、罗教等民间宗教的内容，有些还是以赞赏、神化的态度来写的。这些是研究蒲松龄宗教观不能忽视和低估的一个方面。《聊斋志异》把那些没有文化、没有权势的民众们的无人理睬的信仰和精神活动，变成故事和人物放入文学世界之中，才成就了它最具乡土意蕴的生命力。故而，单凭《聊斋自志》中的瞿昙转世和聊斋的诸种文字，并不能得出蒲松龄佛教意识浓厚的结论，更不能推导出蒲松龄对命运的自暴自弃。民俗宗教的实用主义、功利化的人生激励与自我暗示应是我们理解这则转世故事的主要角度与线索。 蒲松龄的僧人转世故事要放到当时的文化语境中，才能使我们对作家的内心和人生道路的选择有合乎逻辑的理解。另有一点，这个故事和蒲松龄的花妖狐魅故事在情感表达和内心补偿方面显示了一致的底蕴——追求世界的爱与关注。爱情的故事，构成了音乐、文学的基本主题，被社会普遍接受和赞颂。《聊斋志异》中的书生和花妖狐魅的情爱故事为小说赢得了巨大的声誉，得到上至名公巨卿如王士祯、下到普通百姓的喜爱，“瞿昙转世说”则是蒲松龄为自己虚构的一个得到世界之爱的故事。一个普通的寒士，在生计之忧、不遇之怨外，还有情感与身份的需求，尽管他表达得比较隐晦委曲，但也值得后人尊重与体察。 从蒲松龄的小说和诗文集中，我们可以看到，在一个资源贫乏、人际空间狭窄的乡土社会中，包括亲友在内的势利者加诸其身的恼怒、紧张和气馁的情绪要比今人的想象大得多。蒲松龄的小说特别钟情于穷困汉一朝翻身，在势利者面前富贵骄人的场景，如《宫梦弼》、《胡四娘》、《姊妹易嫁》等等。这类小说并没有从蒲松龄自身境遇的角度得到深入研究，恐怕和今人对他境遇与环境的生疏不无关系。本文将“瞿昙转世说”作为观察蒲松龄精神历程和心态变迁的一条线索，稍稍发皇蒲翁心曲。我们既以人情味看待其鬼怪故事，也就应该体析出其转世故事的人情心态。其生存状况和环境决定了他对待世俗功名的心理是两重性的。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