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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蒲松龄在《聊斋自志》中说自己是瞿昙转世，这一说法在“聊斋”研究中一直被解读为其人生凄苦的象征。形成这种误读的原因：一是忽略这个传说的宗教背景；二是对蒲松龄内心的失察，致使对其“瞿昙转世说”采取消极负面的评价。古代“瞿昙转世说”意味着积善得福与科举成功，也就是“英杰之士必多般若中来”的俗信。蒲松龄一面怨艾激愤，一面孜孜于途地进取功名，其积极的进取心是有民间俗信依持的。对“瞿昙转世说”的考察，可以更切近地理解蒲松龄的心态及其小说宗教观。 【关 键 词】转世/俗信/心理依持 【作者简介】王昕，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 康熙十八年(1679)，四十岁的蒲松龄依然颠仆于科举之途，挣扎在科举时代文人宿命般的梦魇之中。“受着贫困和科举失意的双重折磨，迫切地希望改变、也自信凭自己的文章可以改变那种处境，却偏偏不能越过那道黑色的乡试闸门”①。也是在这一年，他着手把十几年来创作的小说汇编成册，定名为《聊斋志异》。他的人生似乎正处于幽暗隧道的中心，前路茫茫，身心疲敝。在为《聊斋志异》所写的志文中，蒲松龄讲述了一个关于自己的奇异故事。 他出生时，父亲蒲槃梦到一位“病瘠瞿昙，偏袒入室，药膏如钱，圆粘乳际”。一觉醒来蒲松龄出生了，身上的胎记如那膏药一般。那个贫病的僧人似乎是蒲松龄人生命运的隐喻：幼时多病，长成后“门庭之凄寂，则冷淡如僧；笔墨之耕耘，则萧条似钵”。蒲松龄自问：“面壁人果是吾前身耶？”② 在蒲氏的身后，惝恍迷离的转世传说被续写。乾隆年间徐昆写成《柳崖外编》，王友亮、李金枝为其所作的序，皆称作者为“蒲留仙后身”，说蒲松龄临终预言了自己身后将要托生之地，所谓“红尘再到是金乡”，以及后世功名将“登乙榜”云云③。徐昆是乾隆辛丑进士，他以蒲留仙后身自命，不单是因为《柳崖外编》是最早一部以“聊斋续书”面目出现的小说，还有为留仙补恨圆梦的民间转世逻辑在内。这就使我们有必要重新审视一下蒲松龄的“瞿昙转世说”的文化语境和潜在的意味。 作为研究蒲松龄宗教思想的重要材料，瞿昙转世的故事被研究者多次引用。然而，大多数学者脱离了蒲松龄所处的文化和信仰语境，以今人想当然的理解进行解读，得出的结论很难让人信服。概括来说，人们对“瞿昙转世说”的理解主要有两个方面：一、转世故事说明蒲氏虔信释氏轮回之说，它支配着大多数研究者对“聊斋”的解读。研究者认为，正是因为深植于蒲氏内心的梦境影响，使蒲氏特重佛教，在《聊斋志异》一书中，大量运用佛教的观念、情境与人物作为故事题材，似乎变得可以理解。罗敬之认为“转世说”表明了作者“特信赖轮回果报之说，并镕于其作品之中，以成其‘老僧谈禅’的素材”④。“病僧”、“羸僧”之喻说明《聊斋志异》的佛教色彩背后，有作者浓厚的宗教意识在驱动着创作。二、病瞿昙是蒲松龄对其一生的形象概括。中年失意的蒲松龄“将自己一生穷愁落寞的原因归结为瞿昙转世”⑤。病瞿昙是蒲松龄为自己描绘的一副天生的悲惨、凄苦相，是对自己一生遭遇的“形象化的总估价”⑥。“瞿昙转世说”是蒲松龄背负的罪与罚，“他的多蹇的命运似应是他失德的报应”⑦，这样的遭际促使他选择了“宗教忏悔式的人生心灵体验之路”⑧。 古代诗歌中确实有将病僧与穷儒对举，以禅师的多病与儒生的固穷类比的例子，如宋代陈与义《怀天经智老因访之》中就有“西庵禅伯还多病，北栅儒先只固穷”⑨之类。这或许是今人解读蒲松龄病僧转世喻其生平穷苦的依据，但这种解读却忽略了此类传说题材在民间相沿已久的主题和意蕴。从唐代《明皇杂录》、《逸史》等小说到宋元明清时的众多笔记，“僧人转世”在科举社会中逐渐演变成功名前定的注脚，在文学创作和民俗传说中都是有迹可循的。从蒲松龄个人的表述和创作中也可以看到，他对这类故事接受的角度和心态基本是从众的，显示了他对科举之路的内心希冀与挣扎是多重而复杂的，由此可以使我们对这位作家有更真切的理解与同情。 现有的研究思路，其障蔽可能首先是忽略了蒲松龄的处境和内心顽强的进取渴望。在他写下这段故事时，正当壮年时期，还未到“老去功名意转疏”⑩的境地，说他自画凄苦相，就等于说他提前宣布了自己的失败与绝望，这与作家的心态与进取轨迹不符。在一个渴盼仕进、以“灵验”的程度决定其信仰的普通家庭里，哪个父亲会在儿子一出生时就宣告了他的坏运气？一个正当盛年，才华富赡，身负家族众望，唯有仕进才能立足进身，证明自我价值的读书人，有退路托词可寻，会轻易放弃对成功与荣耀的追求吗？看看今天那些出身最边缘、最底层的乡村读书人的顽强和执著，我们就能理解蒲松龄的“狭隘”、“单一”的科举之痛，就不会漠视他内心卑微的信仰支撑。在彼时彼刻，蒲松龄怎么有勇气预见科举之途上永远走不出的黑洞？在其后的几十年，他不顾年齿老大，与后学门生们一起奔波在途，应该是有自我慰藉和依持的信念，虽然这些信念会随着岁月的流逝而渐渐失色与瓦解。站在今人俯瞰历史的角度，对陷在命运泥潭里挣扎的古人，对其情感和心态应有理解和同情。唯其前途有光，心有依持，才有前行的动力。今人要是连这点也替古人超脱掉，对蒲松龄来说是不是比他当头的命运更残酷？《聊斋志异》卷三《白于玉》的吴青庵在秋闱被黜后的自信表白，或可视为蒲松龄此时的心态：“富贵所同有，不可知者迟早耳。”(11) 其次，这种简单的类比忽略了“转世说”特定的文化蕴涵。在明清时代，“前世为僧”是文人谈论颇熟的话头，苦行的僧人在“转世说”中出现，有其特定的期许与宗教内涵，意味着能够登科第、振家声。“今世所以聪明，所以福德，所以不昧，本来面目皆前世有以胎之”(12)。这是蒲松龄浸淫其中的民俗宗教文化，只有把“瞿昙转世说”放在这样的传统与氛围里，我们才能看到蒲松龄的用意与心曲。可以说，“瞿昙转世说”表达了蒲松龄彼时雄心勃勃、自视甚高、对功名前途充满热望的心态，是这样的心态和自我期许支撑着他直至暮年依然热切地颠仆于赴举路途之上。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