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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论”体大兴于东汉后期的原因 为什么在以章句训诂之学与谶纬之学为主流的经学语境中，那些疏离于经学传统之外的以“论”为名的篇籍竟会大兴于世呢？这里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最主要的有外部影响与主体需求两个方面。 我们先看外部影响对于“论”体著作兴盛的影响。刘勰尝言：“至石渠论艺，白虎通讲，述圣通经，论家之正体也。”(《文心雕龙·论说》)近人章太炎先生亦云：“汉世独有石渠议奏，文质相称，语无旁溢，犹可为论宗。”⑤这就是说，“论”这一文体在汉代的兴盛，与朝廷组织的“石渠阁会议”与“白虎观会议”这类大规模讲经论义的活动以及编写的相关论文密切相关。刘勰此说可谓揭示了“论”体兴盛的一个重要的外部原因。汉代统治者以“设五经博士”、“立学官”、“置弟子员”等行政手段为引导，使士大夫由诸子百家之学归于儒学一途，久而久之除了形成经学传承中的“师法”、“家法”之外，在以帝王和在朝为官的士大夫为核心的整个士林中，渐渐形成一种“讲论”经学的风气与习惯。这是导致“论”体兴盛的一个十分重要原因。除了“石渠论艺”、“白虎通讲”这类大型“讲论”之外，小规模的“讲论”随时都有。西汉后期这种风气已经形成： 及歆亲近，欲建立《左氏春秋》及《毛诗》《逸礼》《古文尚书》皆列于学官。哀帝令歆与《五经》博士讲论其义，诸博士或不肯置对，歆因移书太常博士，责让之曰……(《汉书》卷三六《楚元王传》) 刘歆争立《左传》《毛诗》等古文经，是中国思想史上一件大事，经学的今古文之争即由此而展开。这里的“讲论”显然有辩论的意思。又： 王褒字子渊，蜀人也。宣帝时修武帝故事，讲论六艺群书，博尽奇异之好，征能为《楚辞》九江被公，召见诵读，益召高材刘向、张子侨、华龙、柳褒等待诏金马门。(《汉书》卷六四下《严朱吾丘主父徐严终王贾传》) 这里的“讲论”是讨论、探讨的意思。又： 胜、霸既久系，霸欲从胜受经，胜辞以罪死。霸曰：“‘朝闻道，夕死可矣’。”胜贤其言，遂授之。系再更冬，讲论不怠。(《汉书》卷七五《眭两夏侯京翼李传》) 夏侯胜与黄霸二人俱获罪被收监，在狱中黄霸坚请从胜习经学。这里的“讲论”是讲授、谈论的意思。到了东汉，讲论之风更胜于西汉： 初，帝在兵闲久，厌武事，且知天下疲耗，思乐息肩。自陇、蜀平后，非儆急，未尝复言军旅。皇太子尝问攻战之事，帝曰：“昔卫灵公问陈，孔子不对，此非尔所及。”每旦视朝，日仄乃罢。数引公卿、郎、将讲论经理，夜分乃寐。(《后汉书》卷一下《光武帝纪》下) 光武帝刘秀年轻时尝为太学诸生，东汉经学的兴盛及发展走向，与他对经学及图谶之说的热衷直接相关。这里的“讲论”是讨论、辨析之义。又： 桓荣字春卿，沛郡龙亢人也。少学长安，习欧阳尚书，事博士九江朱普。贫窭无资，常客佣以自给，精力不倦，十五年不窥家园。至王莽篡位乃归。会朱普卒，荣奔丧九江，负土成坟，因留教授，徒众数百人。莽败，天下乱。荣抱其经书与弟子逃匿山谷，虽常饥因而讲论不辍，后复客授江淮闲。(《后汉书》卷三七《桓荣丁鸿列传》) 桓荣是两汉之际著名经学家，在历史上以勤学苦读闻名。这里的“讲论”是讲授、讨论经学的意思。又： (周磐)公府三辟，皆以有道特征，盘语友人曰：“昔方回、支父啬神养和，不以荣利滑其生术。吾亲以没矣，从物何为？”遂不应。建光元年，年七十三，岁朝会集诸生，讲论终日。(《后汉书》卷三九《刘赵淳于江刘周赵列传》) 从上引的材料来看，从西汉中期到东汉前期，经学昌盛，士林无分朝野，都有“讲论”之风。朝廷之上，皇帝常常是讲论的组织者与参与者；而在民间，则私学大盛，授徒讲学者万人以上，从学于经学大师的弟子更是不可胜计。⑥在这样的文化语境中，读书人培养起一种“讲论”和“论说”的能力与文化惯习，经学语境中的“讲论”虽然不能直接导致“论”体书写的兴盛，却为这种文体的兴盛创造了必不可少的条件。因此两汉的“讲论”风气可以说是“论”体著述兴盛最重要的外在原因。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