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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一“作”、“述”、“论”的三级文体排序中，看上去是贬低“论”的价值，其实不然。从上述引文中我们可以看出，在王充的心目中，“论”的地位其实是极高的。何以见得呢？以前所谓“述”乃指对儒家经典的传承与阐发，孔子自称“述而不作”就是这个意思。对于孔子“予欲无言”的表示，子贡说：“子如不言，则小子何述焉？”(《论语·阳货》)也是这个意思。但是在王充这里，无论“作”还是“述”都没有经生的份，而是把司马迁、刘向、班彪的史传之作称为“述”，排在仅次于“作”的位置上，这是很值得思考的。这说明王充对当时居于主流地位的经学是比较轻视的。这种“作”、“述”、“论”的排列次序旨在强调“史传”与“论”这两种在当时并非主流话语的言说方式的重要性，有为之正名的意味。 在这一文体序列中，当时盛行的经生们的章句训诂之学与图谶之说是被排斥在外的。这暗含着一种与主流意识形态迥然不同的文化正统观：司马迁、刘向、班彪的史传与桓谭及自己的“论”，才是以“五经”为代表的先秦儒学的真正继承。这在众多儒生竞奔于经学之途、以经明行修为进身之阶的东汉中叶的历史语境中，确实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这是知识阶层对言说之自主性的诉求，是士人阶层试图在高度中央集权的大一统政治体制之下保持相对独立性的努力。王充所论标志着在东汉社会中一种疏离于经学话语的思想系统逐渐形成了。 当然，王充的之所以凸显“论”的价值并非要与君权分庭抗礼，相反他恰恰是要以此来博取君权的青睐。作为一位极为博学多闻、见识非凡却又身处社会下层的读书人，王充时刻都渴望着受到当政者的重视，只不过他不屑于重走那些皓首穷经的儒生们的进身之路而已。他说：“上书奏记，陈列便宜，皆欲辅政。今作书者，犹上书奏记，说发胸臆，文成手中，其实一也。夫上书谓之奏记，转易其名谓之书。”“汉家极笔墨之林，书论之造，汉家尤多。”(《论衡·对作》)这说明，在他看来，“论”这种文体乃是“上书奏记”之变体，所以又称为“书论”。因此他认为：“《论衡》、《政务》，其犹《诗》也，冀望见采，而云有过。斯盖《论衡》之书所以兴也。”(《论衡·对作》)由于身份低微，他没有机会直接接触帝王与执政者，故而只能撰写《论衡》这样的著作以备“见采”。这才是他“造”《论衡》之书的真正目的。那么王充为什么不加入经生的行列凭借“通经”而进入仕途呢？以他的才智，“通一经”甚至“通五经”都不是什么难事。这是因为，在他看来，在他那个时代，经学已然走向知识化、玄学化之途，与现实政治越来越远，不能有补于时政了。相反倒是司马迁、刘向、班彪那样的史传之作与扬雄、桓谭等人的“书论”更能切近现实。《论衡》的主旨正是要“疾虚妄”——在思想舆论上正本清源，打造出一种切切实实有益于世的言说方式与话语系统来，“论”这一文体正好承担起这一重任。这就是“论”这一文体的政治意义。 既然是文体观，自然有关于文章写作方面的自觉，在这方面王充也有精当之论，他说： 夫口论以分明为公，笔辩以获露为通，吏文以昭察为良。深覆典雅，指意难睹，唯赋颂耳！经传之文，贤圣之语，古今言殊，四方谈异也。当言事时，非务难知，使指闭隐也。(《论衡·自纪》) 这是对不同文体写作风格的总结，表现出比较清醒的文体意识，是曹丕“四科”说的先声。 东汉后期及曹魏时期，以“论”为名的书籍大量涌现，据《隋书·经籍志》著录有王逸《正部论》、崔寔《政论》、王符《潜夫论》、周生烈《周生子要论》、徐干《中论》、曹丕《典论》、刘澳《政论》、刘邵《法论》、阮武《阮子正论》、蒋济《万机论》、杨伟《时务论》、桓范《世要论》、杜恕《体论》《笃论》、任瑕《道论》、王肃《正论》、袁准《正论》、阮武《正论》、刘廙《政论》、何晏《道德论》、任嘏《道论》等数十种之多。与此同时，关于”论“的文体观念也更加成熟，而对于”论“的政治功能也有了更高的期许。桓范云： 夫著作书论者，乃欲阐弘大道，述明圣教，推演事义，尽极情类，记是贬非，当时可行，后世可修。且古者富贵而名贱废灭，不可胜计，唯篇论俶傥之人为不朽耳。夫奋名于百代之前，而流誉于千载之后，以其览之者益，闻之者觉故也。岂徒转相效仿，名作书论，浮辞谈说，而无损益哉！而世俗之人，不解作体，而务泛溢之言，不存有益之义，非也。(《世要论·序作》) 由于以“论”为名的著作层出不穷，就难免良莠不齐，桓范这里是强调这种文体的功能，认为它既可“阐弘大道，述明圣教”，起到“述”的作用，又可以“推演事义，尽极情类，记是贬非”，对时事进行分析判断，而且还可以使作者留名千古。这是对“论”这一文体价值的高度肯定，是对王充的继承与发展。在这样的语境中，曹丕的“四科”之说就自然而然地出现了：“盖奏议宜雅，书论宜理，铭耒尚实，诗赋欲丽。此四科不同，故能之者偏也。”(《典论·论文》)这里的“书论”与桓范的用法相同，概指以阐述道理为主的论说性文章。④曹丕较之王充更进一步，揭示出“论”这一文体的说理特征。后来刘勰的“论也者，弥纶群言而精研一理者也”(《文心雕龙·论说》)及“适辨一理为论”(《文心雕龙·诸子》)等说法，就直接继承了曹丕。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