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二、“论”的文体观念形成之轨迹 西汉前期，士人思想家承袭先秦诸子传统，出现了一批“论”体著述，诸如陆贾《新语》、贾谊《新书》、贾山《至言》等，就文体言之，均属于“论”。然而西汉篇籍以“论”名之者却十分鲜见，即如贾谊那篇著名的《过秦论》，考其出处，此文最早见于司马迁《史记·秦始皇本纪》，无篇名。其次为刘向编辑之《贾子新书》，篇名为《过秦》，分上中下，并无“论”字。《过秦论》之名乃萧统《文选》始有。另外《文选》还收录了一篇以“论”名篇的西汉前期的文章，这就是东方朔的《非有先生论》。此文最早见于《汉书·东方朔传》，云“又设非有先生之论”。原作是否以“论”名之已经不得而知。我们有理由相信，贾谊与东方朔之作，分别是萧统与班固命名为“论”的。另外班志还著录司马相如等作《荆轲论》五篇，很可能也是班固加上的文章题目。总之从现存资料来看，西汉前期以“论”为名的书籍、篇目是很少见的。至西汉后期，昭帝始元六年，朝廷召开盐铁会议，发生激烈争论，宣帝时，桓宽将盐铁会议争论的主要内容编辑成书，命名为《盐铁论》。汉宣帝时朝廷召开著名的石渠阁会议以“讲论五经”，班志把有关会议记录的《书议奏》、《礼议奏》、《春秋议奏》、《论语议奏》、《五经杂议》等称之为“石渠论”。稍后，刘向作《五纪论》，是关于天文律历方面的论述，又“集合上古以来历春秋六国至秦、汉符瑞灾异之记，推迹行事，连传祸福，著其占验，比类相从，各有条目，凡十一篇，号曰《洪范五行传论》”。(《汉书·楚元王传》)到了两汉之际，则有桓谭《新论》、杜笃《明世论》、邹伯奇《检论》等问世。这就意味着，到了西汉后期至东汉前期，“论”已经成为一种被广泛使用的书籍与文章的名称了。 以“论”为名的书籍的大量出现表明“论”的文体观念已经渐趋成熟。其代表论者就是著《论衡》与《实论》的王充。《论衡》有云： 或曰：“圣人作，贤者述。以贤而作者，非也。《论衡》、《政务》，可谓作者。”曰：非作也，亦非述也，论也。论者，述之次也。《五经》之兴，可谓作矣。太史公书、刘子政序、班叔皮传，可谓述矣。桓君山《新论》、邹伯奇《检论》，可谓论矣。今观《论衡》《政务》，桓、邹之二论也，非所谓作也。造端更为，前始未有，若仓颉作书，奚仲作车是也。《易》言伏羲作八卦，前是未有八卦，伏羲造之，故曰作也。文王图八，自演为六十四，故曰衍。谓《论衡》之成，犹六十四卦，而又非也。六十四卦以状衍增益，其卦溢，其数多。今《论衡》就世俗之书，订其真伪，辩其实虚，非造始更为，无本于前也。儒生就先师之说，诘而难之；文吏就狱之事，覆而考之，谓《论衡》为作，儒生、文吏谓作乎？(《论衡·对作》) 这里王充对“作”、“述”、“论”进行了区分，其以“五经”为作，乃承孔子“述而不作”之说而来，把“作”的权利赋予圣人。这是儒家传统观念。其实即使是“五经”也并非“无本于前”的，因此“作”、“述”之分其实是一种话语建构，蕴含了儒家的价值评判。孔子本人是不敢自居为“圣人”的，因此他也不敢自居为“作者”。在他看来，只有尧舜那样泽被天下的人才是圣人，而像周公那样“制礼作乐”者才堪称为“作者”。但是后来儒者为强化儒学的影响力，故神化孔子，把他塑造为“圣人”，所以孟子说“孔子作《春秋》”。王充不是谨守章句之学的经生，但毕竟是儒者，奉行儒家价值观，因此不自称为“作”。在这里王充以司马迁、刘向、班彪的史传之作为“述”。然后把桓谭、邹伯奇，也包括自己的“论”置于“述”之后，这是对“论”这一文体在典籍文章系统中的位置的第一次确定，表现出比较明确的文体意识。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