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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不足能否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弥补？ 第一，研究中突破一般性的史料整理、发掘和对作家作品叙述性的介绍，深思各民族文学的核心问题。研究中的问题意识应该指向把握各民族文学的本质性特征这一点，以此问题意识为线索进行专题研究，探求各民族民间文学及书面创作文学中各文体演进的内在线索和发展规律，也就是说，穿越纷繁复杂的文学事象而精准概括各民族文学的特性，其实仍然还是该学科领域研究中的基本问题，新的学术研究空间可能由此拓出。 第二，研究中应当避免核心概念和基本术语使用时的泛化倾向。具体地说，是要突破“民族性”和“地域性”等对各民族文学特征的习见表述，运用更富有解释力和阐释力的概念，形成更符合各少数民族文学实际的价值判断。产生更富解释力的概念本身就是科学研究的目标之一。另外，在“多民族文学”史观下，看似表现为言不及义的语言困境，其实正是研究困境的外化和具体化，而且由于研究的推进而显得更为急迫和紧要：多民族文学的整体聚合及各民族文学之间的卓然有异，都明白无误地告诉研究者“地域特征”、“民族特性”等曾十分清晰的概念正在走向含混。当然，这里不是否定“地域特征”和“民族特性”等概念，而是一种觉知：在新的民族文学研究阶段，哪些概念更有解释力？这种觉知同样能够带来新的研究可能。 第三，未来三少民族文学研究和少数民族文学研究的一个趋势很可能是强调建构更为精准的、更能透视多民族文学或各民族文学整体发展规律和个体发展规律的理论。1950年代，老舍、玛拉沁夫等作家和学者们为少数民族文学正名，少数民族文学获得其存在的学理和学科意义；21世纪以来，“多民族文学史观”、“文学共和”等理论的出现带有整体史观的明显特点，各少数民族文学因而在理论上获得了和汉民族文学平等的文学地位，并且中国文学本身的多元整体性质也由此被说明。这显示着研究工作本身的推进和科学性。甚至不妨有更为乐观的预期，那就是可能生成新的民族文学研究的理论资源，并且这些理论资源生长和勃发于中国多民族文学的深厚土壤。直到今天，还必须问一个问题，西方的理论资源到底能够说明多少中国多民族文学的文学问题？ 第四，在理论视角上强调整体性理论视阈的建立和多重研究方法的采用。这种整体性理论视阈的出现是因为一个世界性的多元文化的研究背景和文学生存环境的存在。其实在此背景下，很可能所谓边缘和中心、地方和主流都是相对的，比如三少民族文学中存在的文化忧思和文化失落主题表述的就是一个逸出了边缘和地方边界的世界性问题。因而理应把某一民族的文学放在更宏阔的文学背景中透视、比较和确认其独特的价值。多重研究方法的采用也同样是基于研究对象的文学实际，如果寻觅各少数民族文学研究中的关键词，那么宗教、政治、现代化、族群历史、家族历史、生态观念、生命意识等恐怕都应列在其中，并且这些关键词从来都不是单独存在，而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纠结共生，任何单一视角和方法的采用，面对如此复杂深邃的文学实际都可能以偏概全。 最后强调的很可能是老调重弹：批评者的态度和观念依然重要。回到精细真诚的个案研究和文本研究，尊重各民族文学和文化的常识，了解其文化习惯是开展研究的前提。居高临下的指摘，其背后的文化优越意识和文化中心主义固然很容易被识别和避免，但由于民族文化之间的隔膜而导致的无意无心之错同样不应出现——误读有时既是态度问题，也是方法问题。比如，一些研究将鄂伦春族题材小说指认为达斡尔族题材小说，并将其作为论据佐证观点，这种现象看来让人啼笑皆非却并非个案。无论是在内蒙古的三少民族文学研究中还是在中国少数民族文学研究中，研究者主体性的确立和真正科学的研究态度，是将所有可能性变为现实的关键。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