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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良铮已经是个老人了” 1968年10月26日，穆旦在日记中写到：“住在第一教学楼中”。这8个字是自1960年3月23日之后重新记下的第一篇日记，从这一天到1970年10月17日为第二本日记。据《穆旦诗文集》的编者按语，日记本内封印有“毛主席语录：‘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思想。而代表先进阶级的正确思想，一旦被群众掌握，就会变成改造社会、改造世界的物质力量。’《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其下则是手书，“改造日记 查良铮”。扉页还有竖行手写：“敬祝毛主席万寿无疆!” “改造日记”和1958年的《思想小结》及1959年最初写下的日记写法接近，都是将身边的事件、问题或组织传达的文件、通知，和自己的思想改造联系起来，如1968年11月24日写到： 小组上曾有人发言问：如何才是深刻认罪?是否就是低了头，嘴上说认罪，就算是认了罪?我今天想，绝不如此。深刻认罪，虽然表现在行动上是必要的，但应不仅表现在行动上。认罪必须扎根在思想上，这是根本的。没有这个，不从思想上解决问题，那么，越求表现，越成了两面派，没有好下场。而要从思想上认罪，就必须在自己头脑中树立主席思想，用这面照妖镜照出自己的反动本质，这样来认罪，才能认得牢。改造也才有目标，不是无的放矢。 又如12月8日日记—— 这一周多，外调较多。自己的历史问题在重新审查中，对这件事，我所抱的态度是，坦白从宽，抗拒从严，尽自己所知的一切，向党向人们做交待。过去已犯的罪，有多少就交待多少，不夸大也不缩小。尤其在工宣队第4号通知发布之后，看到其中严厉与宽大相结合的精神，自己更不需要在交待问题上有任何顾虑。把自己的问题交待清楚了，这不但有利于革命，也有利于自己。另一方面，我认为老老实实交待问题，这也可以算是自己遵守主席伟大战略部署的一种表现，自己一定要做好交待工作。 从1968年10月26日到1969年2月18日，断断续续的日记多半就是这等写法。前面提及日记和交待材料写法上的类同，是在穆旦刚刚被打成历史反革命分子之际，一转眼，十年过去了，改造自己的魔咒还是紧紧地压在穆旦心头之上。 1969年2月18日之后，魔咒似乎略有放松：一则，日记停止了——现实处境可能并没有什么改观，但至少暂时每天夜里不再在纸上进行自我审判。二则，从1970年2月16日重新写下的日记来看，写法已截然改变：大段大段地抄录文章以及思想检讨的记法不再出现，基本上是每天所做事情的流水账，基本上仅有数字或十数字，所记事件为所从事的日常劳动，日常事件(包括家人通信)以及作“思想检查”等等。 但劳动改造却已不仅仅局限于南开校园之内了。1969年10月17日，根据毛泽东关于国际形势有可能突然恶化的估计，林彪作出“关于加强战备，防止敌人突然袭击的紧急指示”。18日，这个“紧急指示”以“林副主席第一号令”正式下达，引起了各方面的极大震动。(23)据此指示，1969年11月6日，南开大学将所有“牛鬼蛇神”及其子女一律下放到河北完县。穆旦被“隔离”在一个公社，周与良带着四个孩子在另一个公社。两人相距几十里，基本上不通音讯。不久，中小学开学，四个孩子返回南开大学。夫妇两人仍分处完县的两个村庄。夫妻无法见面，与孩子们的联系也只有通信。 大概是耐不过对于妻子的思念与关切，1970年1月春节前的某一天，穆旦步行几十里去探望妻子，这次短暂的会面深深地烙在妻子记忆里—— 有一天，大致快过春节，天气很冷，良铮忽然来看我，我说自从到完县以来没有收到孩子们的信，也没有他的消息，我见到他，控制不住眼泪。他看着我，劝我说“收到孩子们的信，都很好”，还说“事情总会过去的，要耐心，不要惦着孩子。”他带了一小包花生米和几块一分钱一块的水果糖。几个月没见面，他又黄又瘦，精神疲乏，他只是安慰我“要忍耐，事情总会弄清楚的”。他还负疚地一遍又一遍地说：“我是罪魁祸首，不是因为我，一家人不会这样。”我看到他眼中含着泪水，脸色非常难看，便安慰他“我也是特务，应该受到惩罚。”说了几句话，他准备走了，要走几十里才能回到住处。他非要把那包花生米和几块糖留下，我坚持不要，他说“你晕了，吃块糖也好些”。我说“身体还可以，也不想吃零食。”他说，“要多注意身体。”互道保重后，他就走了，停留不到半小时。我送他到村口，看他走远了，才回村。从后面看，良铮已经是个老人了，当时他仅52岁。回村后，我立即被批斗，“传递了什么情报，老实交待”，真是天晓得。那里我的旅行包，经常有人检查，如果看到藏着花生米和水果糖，恐怕不知要批斗多少次。(24) 在寒风中步行几十里，不过是为了停留半个小时，和妻子说几句话，送包花生米和几块糖。才52岁，看起来“已经是个老人了”，下放(流放)过程中那些细微而切身的故事，那颗因磨难而变得“凄凉而驯服”的心灵(25)，读来着实令人唏嘘不已。 注释： ①本文所引穆旦日记资料均据李方编选：《穆旦诗文集》(第2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6年版。 ②据南开大学档案馆所存穆旦档案之《关于查良铮问题的复查意见》(中共外文系总支，1979年4月21日)。按：文中按语为笔者所加，但……、×××均为原有。 ③来新夏：《怀穆旦》，《中华读书报》1999年12月22日。 ④周与良：《永恒的思念》，杜运燮等编：《丰富和丰富的痛苦》，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158-162页。 ⑤周与良：《永恒的思念》，杜运燮等编：《丰富和丰富的痛苦》，第158-162页。 ⑥周与良：《地下如有知诗人当欣慰》，《诗探索》2001年第Z2期。按：对于此事，观点似不大确定。据2006年4月10-12日，笔者与穆旦长子查英传的谈话，他称小时候在爷爷家看到过诗集《旗》、《穆旦诗集》，但一直不知道“穆旦”就是父亲。但据2006年4月14日，笔者与穆旦的外甥女刘慧的谈话，她认为查英传他们那个时候可能知道。 ⑦据2006年4月12日，笔者与魏宏运先生的谈话(南开大学文学院李润霞在场)。 ⑧据2006年4月13日，笔者与王端菁、李万华夫妇的谈话(南开大学文学院李润霞在场)。按：王端菁的说法得到了她的丈夫、当时在教材科(在图书馆四楼上班)、文革中曾与穆旦关在同一个“牛棚”的李万华的确认。 ⑨如下所引均据2006年4月11日，笔者与冯承柏先生的谈话。按：冯承柏于1963年6月之后调到南开大学历史系资料室工作，任美国史研究专家杨生茂先生的科研助手。 ⑩杨生茂主编：《美国南北战争资料选辑》，上海人民出版社1978年版，第ⅷ页。 (11)指1951年所写下的《美国怎样教育下一代》和《感恩节——可耻的债》。 (12)魏宏运：《魏宏运自订年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74页。按：魏宏运1951年从南开大学历史系毕业留校，大半生在南开度过，其自订年谱对南开的相关背景有非常多的介绍，可作穆旦研究重要的背景资料。 (13)徐贲：《邂逅口述史，发掘口述史：苏联的人民记忆》，《读书》2009年第1期。 (14)语出穆旦：《致郭保卫》(1976/10/30)，《穆旦诗文集》(2)，第213页。 (15)部分情形可参见易彬：《“穆旦”与“查良铮”在1950年代的沉浮》，《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08年第2期。 (16)按：材料为手写体，有一个字不能准确辨认。 (17)魏宏运：《魏宏运自订年谱》，第61页。 (18)周与良：《永恒的思念》，杜运燮等编：《丰富和丰富的痛苦》，第159页。 (19)魏宏运：《魏宏运自订年谱》，第66-67页。 (20)来新夏：《怀穆旦》，《中华读书报》1999年12月22日。按：据笔者所知，一些当事人对于来新夏先生的回忆存有异议。 (21)周与良：《永恒的思念》，杜运燮等编：《丰富和丰富的痛苦》，第159-160页。 (22)英明、瑗平：《言传身教永世不忘——再忆父亲》，杜运燮等编：《丰富和丰富的痛苦》，第225页。 (23)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共党史大事年表》，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372页。 (24)周与良：《永恒的思念》，杜运燮等编：《丰富和丰富的痛苦》，第160页。 (25)郑敏语，见《诗人与矛盾》，杜运燮等编：《一个民族已经起来》，江苏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33页。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