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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劳改、抄家、搬家…… 更大的梦魇还在后面—— 1966年，“文化大革命”全面爆发之后，南开校园可谓风声鹤唳，政治气氛异常凝重。8月中旬，在南开大学东校门内二三十米的左侧竖起了一面□墙，上面画着庞大的“百丑图”。被丑化的干部、老教师有百余人，包括郑天挺、滕维藻、何炳林、李何林、李霁野、魏宏运等。“每个人都被画成怪相，写上‘罪状’，借以示众”。南开大学一些著名的红卫兵组织纷纷成立。(17) 穆旦被集中劳改，被批斗，被剃阴阳头，家庭受到很大的冲击。妻子周与良的回忆之中尽是乱象—— 1966年“文化大革命”一开始，每天上下午南大附中附小的红卫兵都来家“破四旧”。书籍、手稿、一些家庭生活用品，被褥、衣服等都当“四旧”被拉走。当时我们住南大东村平房，大门一星期未关，每天家里地上都有乱七八糟一大堆杂物。孩子们常从乱物中拣一些书、手稿和日用品等。家具被砸烂，沙发布用剪刀剪开。这时良铮已被集中劳改，每晚回家，看见满屋贴着“砸烂反革命分子×××狗头”，一言不发，有时默默地整理被掷在地上的书和稿件。(18) 及至1967年春，南开大学校园愈加混乱，红卫兵的越轨行为很多。其中，发生了老教授被迫大搬家或合伙住房的情况。据称，当时“不少系的‘当权者’命令住所比较好的老教授搬出，或腾出一半房间，让青年老师搬进去。郑天挺被从原住房赶走，住进了不向阳的9平方米的一间小屋。滕维藻被扫地出门，从北村7楼搬到11楼，一家5口住在一间房内，只有5张床，什么东西都没有了。李何林也是扫地出门。杨生茂半个月被迫搬了两次家，落户于北村一间朝阴的房子”。(19)1968年6月，穆旦一家被从东村70号赶到13宿舍，这应是先声。 也是在1967年，穆旦被赶到劳改队，接受批判，监督劳动，专门打扫校园的道路和厕所，清洗打扫游泳池。此一状况，少有材料记载。据南开大学历史系教授来新夏先生在《怀穆旦》中的说法，两人同为南开大学“牛棚”第一期学员，“同为‘棚友’，结成‘一对黑’，共同承担刷洗游泳池的劳动”。但回忆之中少有劳动细节，如下这段关乎穆旦的处事方式： 当众多“牛鬼蛇神”休息期间说着“天气如何哈哈哈”时，穆旦常常“一言不发，看着别人说话，神情忧郁寡欢”；对于那些“说话”很多的人，穆旦又“悄悄嘱咐”身边的朋友“少说话”。(20) 再往下，1968年6月，穆旦东村70号住房被红卫兵强占，被赶到13宿舍3楼的一间屋子。在如今南开大学校园之内，13宿舍周边虽有不少建筑，但仍是在比较角落的位置，在当时，周边到处都是丛深的杂草。强迫搬家没多久，又开始“清理阶级队伍”，穆旦被关进校园劳改营，周与良则被指控“有美国特务嫌疑”，关进生物系教学楼“隔离审查”达半年之久。这一连串遭遇，妻子和子女都有回忆，其中有所差异。妻子周与良的回忆是—— 1968年，我们家的住房被抢占，我们的家具、被褥和日用品全部被掷在后门外，放在露天下一整天，无人过问。当时学校很乱，一切机构都不起作用，直到天黑了，我们一家6口人仍无处可去，我只好去八里台找了两辆平板三轮车，把堆在露天下的物品，运到13宿舍门口。非常感谢两位三轮车老师傅为我们解了忧。然后良铮和“牛鬼蛇神”们把东西搬到13宿舍3楼。从此我们一家6口人被扫地出门，搬到一间仅有17平方米、朝西的房间。这间住房我们住了5年。许多物品，沙发、书箱都放在楼道和厕所里。屋里放了两张床和一个书桌。这张桌子又是切菜做饭的地方，又是饭桌和书桌。每天等大家吃完饭，良铮把桌上的杂物整理到一边，就在桌子一角开始工作到深夜。不久清理阶级队伍，良铮被集中，我被关押在生物系教学楼。剩下四个孩子，不仅自己做饭，还要给我送饭。(21) 子女们记得当天父亲先躲了起来，全家人后来也都躲避到亲戚家，第二天方才搬过去——在暂避到亲戚家的那天晚上，“父亲仍坐卧不安，他放心不下的是那部摆在露天的《唐璜》译稿”；及到父亲被关进校园劳改营之后，“也曾关切地询问厕所经常外溢的粪水是否淹到了书籍，念念不忘的还是那部《唐璜》译稿”。(22)其实，妻子和子女回忆中的差异并无大碍，相较而言，子女回忆中的“躲避”的细节，更为生动地传达了住房被凶煞的红卫兵抢占的那一刻，全家人那种无力、恐慌的心理状态。而妻子和子女的回忆都将搬家和随后的改造、审查贯联在一起，可见在经历了恐慌的穆旦家人记忆之中，接踵而至的两种遭遇已叠加成同一帧可怕的画面。 值得注意的是，回忆透露了同一个信息：即便是在这等情况之下，穆旦在翻译方面仍然呈现出了一种执拗的“工作”热情——惟有翻译才能减轻现实的压力，忘却心灵的创伤?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