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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质问当然并不否认“对象化”研究的重要价值和意义。也许，处在新文化中的我们，古代文学的“对象化”已无可避免，与古人文学作品进行心灵对话，已从过去的集体意识变成私人兴趣，成为学校文学教育中的一大问题。但古代文学的研究，却不能放弃对古代“自我化”文学品读这一主流传统的关注。作为古代文学历史演变的一个重要内在机制，理解之、探讨之是古代文学和文学史研究的题中应有之义。例如：陶诗的一流地位与东坡的极力推崇分不开，为什么东坡推崇陶渊明？钟嵘《诗品》对陶诗也有类似的品评，为什么陶诗的“范式”意义至宋代方获得集体确认？对此，有关的论述多在现象层面上展开而深入揭示较少，如果引入古代文学解读的“自我化”视角，则可发现：东坡《书李简夫诗集后》曰渊明“欲仕则仕，不以求之为嫌；欲隐则隐，不以去之为高”，实际上即东坡的自我写照，对陶诗的解读和推崇，也是东坡生命体验的凝练与自我肯定，东坡诗词风格的形成，不能不说与其对陶诗的“自我化”解读和接受相关。从宋代起，文人“静心”而游于仕、隐之间，乃是一种普遍的人生体验和自我陶醉、自我崇拜。而六朝至唐，这一“生命范式”尚在培育之中，还未成为文人普遍推崇的“集体范式”，是为陶诗的范式意义所以在宋代确立的根本原因。由此扩展深究下去，相信会深化对古代诗歌“范式”的生成及其与文学“史”关系的理解。 同时我们也要注意：文学的“自我化”品读也可能导致误读。这一思路，乃受现代阐释学和接受学关于“误读”的启发。由之看“国学”——如《诗经》学，宋代以来对传统的《毛诗》“小序”多有颠覆，打破了“疏不破注”的经学传统，意义十分深远。然孰为误读，则颇当细辨。如《唐风·蟋蟀》，《毛诗》小序云：“刺晋僖公也。”清方玉润则坚决反对，所著《诗经原始》曰：“今观诗意，无所谓‘刺’，亦无所谓‘俭不中礼’，安见其必为僖公发哉？”直斥小序为附会而“断不可从”；宋王质《诗总闻》亦不认可“刺僖公”，而将之解读为“大夫之相警戒者也”；今有论者，则解读为“虽每章皆申‘好乐无荒’之戒，宗旨归于及时行乐”。依此一说，则诗中“今我不乐，日月其除”的释义为：“今天我不快乐，岁月很快就过去啦！”但问题是：先秦时代很难找到“及时行乐”思想，即如庄子之“逍遥”，也与“及时行乐”旨趣大异。也就是说，先秦虽有贪图享乐的，但还没有后世基于“生命意识”的“及时行乐”观念。由此看来，有可能倒是解诗者以当世的“自我化”观念误读了《蟋蟀》。如果按宋王质“大夫相警戒”的释义，《蟋蟀》便是另一种释读：“年底啦！我还没有享受安乐，时间就这么过去了。所以不能安逸，因为有职守在身。人都想快乐但不能荒废正业，良士们可要警惕！”(蟋蟀在堂，岁聿其莫。今我不乐，日月其除。无已太康，职思其居。好乐无荒，良士瞿瞿。)如此释读，似乎还通顺一些。 《蟋蟀》究竟怎么解读，自可继续讨论，而由此个案生发的“方法论”思考是：面对前人的文学释读，我们首先要探究和判断其释读的立场和依据，一旦进入文学之“历史语境”的阐释，“自我化”释读的有效性便受到了限制。方玉润未涉先秦作诗、用诗的历史语境，仅以自己的释读否定小序，不足为据；“大夫相戒”与“及时行乐”说，也都有各自的“自我化”释读印记。因此，对小序的“刺僖公”云云和各家的解读，就应该回到《蟋蟀》本来的历史语境中再加探究，既不能轻率否定或肯定小序之说，也不能简单认定某家之说而作为今日研究的直接前提和依据。此“方法”，初中学数学时老师就教过我们：未知项尚未确定的方程式，是不能求得真解的。 以上所述之点点滴滴，归之于“方法”，可一言蔽之：基于事实的实证，合乎逻辑的推理，发现和揭示现象存在的内在联系。是为一切“方法”之根本。今天的西方用这样的方法，对他们熟悉的文学现象提出了种种解释和解释的理论，今天的中国也在用这样的方法对自己熟悉的文学现象提出种种解释和解释的理论。合观之，二者都是对“世界文学”的“现代化”阐释。古代文学研究的“现代化”指什么？光绪“上谕”所云“博通中外”，静安先生所曰中西学之“相化”。而“化”的目的和结果，“中国化”也，“世界化”也。 注释： ①《大清光绪新法令》，宣统三年(1911)刻本，第1册，第3页。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