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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之延伸的问题是：用西学来研究未染西学的中国古代文学，在什么范围、什么意义上是合理有效的？西方文论得以建立的基础是西方的文学实践，与中国古代文学当然有若干共性。但我们的研究更当关注的是中国古代文学的个性，不管采用什么理论、什么方法，我们研究的首先是中国古代文学的本来事实。汲取西学的目的在提升思维能力，扩展学术视野和研究方法，以认知和阐释中国文学自身的种种真相和特质，而不是将中国文学直接纳入某种西方理论框架中去观照和解释，把中国文学变成西方理论的注脚。汲取西方现代种种方法论，根本精髓在其发明精神，而不是低着头跟在人家后面跑。 因此，学界的这样一种观点值得重视：不要急于生硬地“落实”某某方法论和理论概念，而要“化”之以汲取思维营养，扩展视野，深化研究，以增进对古代文学和文学史真相的认知理解，体察和揭示中国的本有文化。如果于此有所突破，我们自己的“新理论”、“新方法”也就蕴含其中了。例如，文体学是古代文学研究的专项领域之一，诗词曲体尤为突出，至今仍为一门专学，也许是至今甚少受西学影响的领域。然古今之研究，多专注于形式本体，欲扩展之、深化之，可行的路径之一，是“化”入各种现代学术思路、研究成果和研究方法，在传统文体形态学基础上扩展“文体生态学”、“文体行为学”和“文体功能学”的贯通研究——当我们的视野扩展到“文体生态”时，势必要“化”入传统的历史学与现代史学、社会学、文化学、传播学等研究视角，将诗词曲体在“雅”、“俗”两个文化圈既平行又互动的发生演化轨迹予以更深入的考察和分析；当我们的视野扩展到“文体行为”时，势必要“化”入历代诗词曲体的创作目的论与现代行为学、接受学等研究视角，将诗词曲体的音乐传唱与文本写作的相互转化、文字语言对口头语言的汲取和转化、文体“范式”的集体确认机制等予以更深入的分析研究；当我们的视野扩展到“文体功能”时，势必要“化”入历代的诗词曲体功能异同论与现代的社会文化学、文体应用学、语体功能学等研究视角，对古代“乐统”与“文统”观念的历史交叉和衍变、诗词曲体的仪式功能与娱乐功能的交叉转化、言志抒情与休闲清玩功能在时代变迁中的导向转移等等，予以细致深入的考察和研究。所有这一切，最终结穴在对诗词曲体的生成递变予以更生动的深度阐释，将传统静态的、单一的文体形态学转化为动态的、立体的、具有现代学术品质的文体形态学与文体发生学的贯通研究。笔者将这一学术框架拟称为“文化文体学”。关于此，学界已颇有一些相关成果，今后要做的，是“文化文体学”的整体学理建构和方法论的理论总结。举此一例，意在说明：似乎可以不受种种现代之“学”干扰的传统专学，也有“现代化”的可能与必要。 另一方面，似乎已经颇为“现代化”的若干研究，则很有必要重视和深化传统的“中学”。例如，古代文学释读品评的“自我化”传统，就应该充分关注。 文学释读和品评的“自我化”，是笔者对古云“诗无达诂”深层意味的一种简要概括，其内涵指向文学的这一本质功能：文学，归根结底是人的认知、思想、意志、情感和兴趣的一种表达方式。文学的接受，是接受者和创作者生命体验的交流和心灵对话。文学的研究者，也是对话者，只有其自我生命体验与文学表达的生命体验相交融，才能真正“读懂”文学，尽管在程度和旨趣上因人而异。从这个意义上说，文学的解读和研究也是一种潜在的“自我解读”和“自我研究”，一种对文学唤起的生活经验与生命体验的回味、诘问和反思。 但是，这样的解读和研究意识似乎离我们越来越远。我们只重视文学研究的认知价值，把文学作为外在于自己的对象，把“对象化”研究视为学术的高水平、高层次，文学的“自我化”解读和研究的传统日益淡化，以致我们不得不面对这样的质问：这种单一的“对象化”研究是否忽视了文学的本质？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