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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忆禁忌是对不顾一切的真实的反拨，欧洲史专家托尼・朱特(Tony Judt)曾表述过他对历史颇不寻常的见解。朱特认为，历史上一些犯忌讳的论题恐怕在特定时期还是回避为好，为了追求所谓的真理而冲破一切禁区的藩篱反而容易造成灾难性的后果。不同的社会有不同的禁忌。开明人士一般总以为取消禁忌有益于社会的心理健康。在有的国家，由于官方的禁令，人们曾对某些问题噤若寒蝉。一旦有了言论、创作或研究的自由，敢闯禁区、不怕犯忌成了道德勇气和社会良心的标识。但是，把人们私下记得的、非官方的历史公诸于世并不一定能自然而然地使社会上变态的情绪消失，正如正视痛苦的历史并不意味着能坦然地面对将来。只有弗洛伊德的忠实但过时的信徒才相信让一个精神病人无所顾忌地谈论个人经历中黑暗的旮旮旯旯对他会有神奇的疗效。其中，最典型的例子就是苏联解体之后，东欧一些国家出现的“不顾一切的诚实”，肆意乃至别有用心地回忆本族人民所经历的或真或假的来自苏联的控制、压迫和外侮，并且树立本民族历史中光芒四射的英雄的形象，而太多的这些关于中、东欧不加掩饰或篡改的历史只会使有关国家的前景更为黯淡。[18]朱特的观点实际上是一种眼光向前的记忆导向，面对复杂而幽深的意识形态斗争语境，当代中国有关“红色记忆”或“文革”记忆时就尤为值得注意。 换句话说，就是花如何看待历史旧账问题。这在当代中国有关“文革”的记忆中尤为重要，因为固然记住过去的教训，有助于避免可能的重蹈覆辙，然而却不是为了清算前仇旧恨，因为历史无法还原，追索仇恨只会陷入到一种僵局之中无法自拔。共识建立的基础关键在于在过去经验和教训的基础上需要保持多元协商的态度，而不是让事先定性的价值独霸了记忆的叙述。如果让一种偏颇替代与反转之前的话语，其实不过是复制了颠覆对象的逻辑。只有从道德必然性中解放出来才能获得真正的自由。 当乌托邦性质的试验失败后，由此导致的宏大叙事破产，转而新自由主义式的个人主义话语在历史记忆中占据了主导地位。曾经的故事主体被置换成具有肉身的、切己的、区别于冰冷制度的带有“温度”的个人，新的主人公在记忆过去时获得了合法性，在特定时期含冤受屈的人甚至具有了道德上的权威。他们所要面对和谨慎对待的问题就是如何不让自己成为新一轮记忆权力的主宰者。从华兹华斯(William Wordsworth,1770-1850)以来记忆与个人主义的关联一直越系越紧，从文学蔓延及历史，是时候让个人道德松绑了，记忆只有从个体道德超越，跃升到真正伦理的层面(不是马格利特意义上的伦理)，才有可能恢复它真正的活力与意义。记忆的平权意味着不仅让曾被压抑者获得申言的机会，也给它的对手以辩论的机会。同时在集体性的社会关怀之下，知识分子应该超越自身一己的悲欢情感，才有可能塑造出一个良性的记忆语境。 本文原载《文学与文化》2015年1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