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碎片记忆的内容与行为可能受到三个方面因素的影响：一是个人本身的生理、性情、心智因素决定;二、被群体性的观念所支配，失去反省与独立思考的能力，这与一个时代的教育、知识范式、意识形态话语有关;三、纯粹的怠惰，对于过去的无所用心。这些往往都不被记忆者自觉，然而第二点尤其需要注意，这里存在记忆模仿的话题，即某个个体很容易在模仿大众记忆中从众，进而泯灭原本应该更加丰富的多元记忆。因此，个人记忆需要解决两个关键命题：一是摆脱无意中的媚俗，二是拒绝被有意的操纵。碎片记忆只有在自觉自知的情况下，才有可能与其他的记忆类型形成互补，全景记忆则是试图历史性地理解过去，有种“长时段”和空间性的自觉(同时也关注除了自我之外的不同阶级、族群、性别的他人)，是“天下之大义”与“吾心之精义”的结合[9]。自觉的记忆即使在过去的断片中，也力求能够呈现出整体的意义。 然而，个体总是具有局限性的，如何呈现出整体的意义，其根本之处在于记忆者究竟是如何理解自己的记忆：它是换喻式的，还是提喻式的，即将自己记忆中的过往理解为整体历史发展本身，还是仅仅是历史的一个片断。提喻与换喻式记忆，可以类比于马格利特提到的插画式的思想者和解说式的思想者，插画者信任个案，解说者信任定义和一般规律，两者各有利弊，他在讨论记忆伦理式倾向于解说者。[10]我可以举近期获得鲁迅文学奖散文奖的两部回忆性非虚构作品为例，一部是贺捷生的《父亲的雪山母亲的草地》，另一部是侯健飞的《回鹿山》。贺捷生是贺龙与蹇先任的女儿，她的回忆便是换喻式的对过去的理解和说明，在寻访父亲战斗过的旧地、追溯国民革命军和红军征战的历史时，直接从具体的记忆中细节跳跃到已经被后见之明洞察了的历史规律和结论之中;侯健飞的回忆录则是“只想写写我亲眼看到的，或心灵感受到的”的父亲与家族的往事，“最琐碎而无趣的东西”[11]。他在叙述中并没有将父亲从军、退伍、务农的一生经历当作有代表性的范例，而仅仅是个提喻式的存在，提喻式的存在固然可以辐射、指示整体性的存在，却并没有概括与总结的雄心。前者是以碎片冒充全景，后者则无心中反而有可能在碎片中映射了整体的一部分。所以，个体记忆只有超越自己的道德局限性才有可能真正达到动机上良好的记忆愿景。 这里涉及到个体记忆的谦卑。记忆是否具有不证自明的价值?博尔赫斯在《博闻强记的富内斯》讲述一个很有意思的个案，富内斯是个有着极强记忆力的人，“他不费多少力气就学会了英语、法语、葡萄牙语、拉丁语。但我认为他思维的能力不很强。思维是忘却差异，是归纳，是抽象化。在富内斯的满坑满谷的世界里有的只是伸手可及的细节。”[12]这个虚构的人物在现实中也有自己的难兄难弟，俄罗斯神经心理学家亚历山大·卢力亚(Aleksandr Lurija,1901-1977)研究过的一个有着超凡记忆力的人物舍雷舍夫斯基(Solomon Shereshevsky)，他与富内斯的共同特点是心不在焉，不堪记忆重负，“绝对记忆毁掉了们的连续感……他们都缺乏逻辑思维和抽象思考的能力。”[13]绝对记忆与记忆的丧失之间构成了微妙的关系，正如尼采所讽刺的“有些人只是因为记性太好而成不了艺术家，”[14]因为他们的理性认知能力很有可能被纷至沓来、万象纷呈的现象性回忆碎片击溃。我们在许多斤斤计较于所谓历史细节、琐碎轶事的回忆叙事中从来也没有看到恢弘壮阔的历史景象一样，绝对记忆往往意味着整体性历史感的丧失，实际上也即是记忆本身的丧失。这种历史感并不是对于发展规律或者在特定历史观下的回溯，而是力图整体性地理解过去，同时对个体性的局限性心知肚明。 历史责任与现实责任决定了记忆者该如何面对记忆与遗忘之间的辩证法。马格利特与徐贲都一再强调被遗忘的遗忘才是真正的遗忘，然而如果深入地思考就会发现，经常被提醒的遗忘，其实是最刻意的记忆。遗忘与记忆并非二元对立的结构，而是形成彼此的互补，遗忘其实是记忆的有机组成部分，如果没有遗忘，可能就会出现绝对记忆而导致的貌似记忆的失忆的情况出现。在我们的主流话语中，对于“失忆”的指责正在成为一种霸道的话语，对于记忆的强调很大程度上成为“遗忘未来”的表征。唐小兵在一篇文章中说道：“人类总是习惯于选择性地失忆，从‘沉重的肉身’(苦难记忆的负荷)向‘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刻意遗忘历史的轻松)中逃逸。就当代中国史的记忆来说，尤其如此。当这部分历史记忆因为表达空间的限制而无法完整、有效地呈现在公共空间时，当历史中的罪错与邪恶尚未得到应有的检讨时，当从这段历史走出来的人并未深刻地反思自我的同一性(或者说分裂性)与意识形态的关联时，我们就不能声称已经实现了社会的宽恕、和解与团结。历史记忆和历史反思是抢救真相，更是一种见证，同时也是共同体得以建构的基础。就此而言，我们需要更多的历史记忆呈现出来，不管它是以悲悯、感恩、控诉还是受苦的基调彰显。我们也呼唤因此而激发起更多的关于当代中国历史与人物的讨论。最深的敌意是完全无视的冷漠，而非热烈的争论。只有在持续争论与寻求共识的艰难中，我们才能学会彼此尊重和谅解，才能真诚地面向过去与未来之间的裂隙，才能心平气和地谈历史和解和价值重建的议题。”[15]这就是典型的“政治正确”的言说，那么我要问的是，是否“抢救”了更多的所谓“真相”，就能让历史更清晰地呈现靠近它本来面目的形象，进而更容易和解呢?如同前面所说，如果一开始，“真相”便无法摆脱个体道德的局限性，“见证”究竟能够带来多大程度的理解?换句话说，我们究竟该持何种记忆向度才是关键。 作为过去与未来之间的居间，叙述创立了一个空间，让时间在其中展开。其中的对于时间的两种态度就成为关键性的因素：让记忆成为负担(埋首于过去不愿意建构性地朝向未来实际上是一种逃避和尼采所批评的历史滥用)，还是让过去成为照亮未来的明灯。“如果一个想做出伟大作品的人需要过去，他就会通过纪念的历史使自己成为过去的主人;能够对传统的和可敬的事物感到满足的人就会做出一个怀古的历史家来利用过去;而只有一个人的心灵为一种迫切的需要所压迫，一个人希望以任何代价抛弃包袱，他才会感到需要‘批判的历史’，即判断和批评的历史。”[16]记忆显然应该多样化，即便是面对诸如“文革”这样似乎在政治上已经“定论”的事件时，同样也应该有各种记忆的角度。我曾经在别的文章中讨论过文学记忆，换成一般意义上的记忆问题，也可以说，记忆无法直接干预现实，却能够影响人们的认知结构，进而延及未来的生活。它如果要树立自己立足的基石，显然不是重复历史书写的“真实性”话语，而是让自由意志游弋于融合未来、现在与过去的绵延时间中，在绘制多样的记忆图景中与历史话语构成互补、对话、博弈和交流。价值观的一统性破碎之后，如同马克思所说，“一切坚固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各种道德都出来竞争自己的市场，其后果显示出锋利的两面：多元化带来了解放，然而新的控制形式也随之诞生，“新的意识形态”正笼罩在当代文学的上空。记忆如果不能承担其时代的责任，必将死于历史的旷野之中。[17]我所说的记忆的时代责任，区别于个人记忆的道德见证义务，而是包含后者在内，同时也包含对于记忆禁忌和遗忘问题的思考。 (责任编辑：admin) |